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

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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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

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

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1961年4月27—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再谈殷代气候》④等文中，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气候与今世“实在无甚差异”。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的“根本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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