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的变迁。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之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爲”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⑤。1928年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之后，伴随古代器物出土有一些古动物标本，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⑥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之后，杨钟健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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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arl August Witffogel，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GeograpHcM Review Vol．xxx No．1 Jan．1940。又见陈家芷译：《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月刊《大学》一卷一、二期。

②董作宾：《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4期合刊。

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

④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⑤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⑥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其意义》①，杨钟健与刘东生合作发表《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②等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共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以上这些有关殷墟动物的研究，对认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包括夏商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虽未出现过热潮，但也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1957年，台湾学者张秉权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一文，该文力图从材料上驳倒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有关殷墟气候观点的“极为正确”③。他在后来发表的《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专门列有“殷代的气象”一节，坚持己见。另一位台湾学者丁骕于1965年发表了《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他根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推测出夏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地貌状况，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一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④。狩猎是商王的一项经常性活动，狩猎的动物及其分布区域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就提到过商代田猎的地域问题。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涉猎了田猎区域问题。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论述了沁阳田猎区及有关田猎的方法。李学勤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中也认为商代有田猎区，并考证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而1964年台湾学者黄然伟先生的《殷王田猎考》则是较早系统论述商代田猎的专著。文中不仅对商代田猎卜辞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卜辞中田猎的诹日和采用的方法，还对田猎的禽获物、田猎的区域做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⑤。姚孝遂先生于1981年在《甲骨刻辞狩猎考》一文中论述了狩猎的手段、种类、参加者和狩猎的性质⑥。此后孟世凯⑦、杨升南先生⑧等也对商人的狩猎活动作了探讨。而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对甲骨文中的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和论证。这类有关田猎的文章在一些方面涉猎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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