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已发现记录在案的甲骨约120000片。②这就使因“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③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甲骨刻辞中记载了殷代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生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有关狩猎、求雨、耕作、物产等方面的记述也包涵有生态环境的信息。由于夏代与商代同属环境变迁史及气候史上的“仰韶温暖期”，而且殷承夏制，往往夏商并称，因此，甲骨文提供的一些史料也可为夏史研究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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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豫秦：《殷墟卜辞与全球变化研究》，《黄河文化》1999年第2～3期第39页。

②王字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③王字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对史前及夏代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自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遗址、蓝田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匼河遗址、丁村人遗址、小南海遗址、下川遗址等的发掘，使旧石器文化已成系列；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分布可谓星罗棋布，发现的数量在整个考古发现中堪称独占鳌头。这其中不仅提供了史前人类丰富的文化遗存，而且还揭示了许多环境信息，对我们开展“仰韶温暖期”的环境变迁研究尤为重要。夏代考古的最重要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经过40多年的勘察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一批墓葬、房基、陶窑、铸铜遗迹等，并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此外，在豫西洛阳和冀南、冀北和晋南及陕西关中地区等地也发现有内涵丰富的夏商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夏代生态环境的重要资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对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往往有地层上的叠压和羼杂关系，且学术界也有持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①，或主张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文化的看法②。这都说明龙山文化与夏文化甚至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仰韶文化甚至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也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资料来源。这是因为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在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与夏商时期同属“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在同一气候期段内的生态环境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可以弥补夏代时期相关资料不足的缺憾。

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方面的资料在夏商环境史的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环境史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而在自然科学当中，它又包涵有地质学、气候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具体地说，地质学中的第四纪地层、气候学中的历史气候变迁、生态学中的古植被与古动物学、地理学中的历史地理、环境科学中环境变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是开展夏商生态环境史研究所应参考的材料。

  (二)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历史学和考古学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即用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来叙述或阐明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当时所处背景条件下的实际情形，以揭示历史事项的真相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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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金槐：《试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与夏代文化早期的关系》，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0页。

②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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