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两个朝代的比较，见卜德(Derk Bodde)对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唐代的建国》(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之书评。 JAOS，61(1941)．4．294—295．

    朝代的终结牵涉到“中兴”这个有趣的问题。按照传统，中兴总在彻底的崩溃之后来到，比如说东汉、东晋与南宋，它也可以在敉平一次大变乱之后到来。因此，在安禄山之乱后，唐朝在肃宗(756—762年)的领导下中兴了。他被迫谥为宣皇帝，很显然是被拿来和周宣王(前827—前782年)相比拟，因为后者也曾肇建中兴[1]。就清代来说，人们在讲过太平天国之后就接着讲同治中兴。就此事例而言，对中兴的企望，在“同治”的年号里，简直就已表露无遗——那就说要“同于顺治”[2]。一般说来，要完成一个彻底的中兴是很难的，并且比起早先那段时期来说，中兴后的时期也显得比较黯淡。东汉也许是仅有的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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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莉·莱特(Mary Wright)于其博士论文The T'ung-chih Restoration(Radcliffe College，1950)中有一专章比较一些早期的中兴事例。

[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下，页17。该年号原本要用“棋祥”，却被大学士周祖培批评为文义重复。据李慈铭所说，这位大学士原本要提出“熙隆”或“乾熙”的，明明白白地提到康熙、乾隆的年号。这个消息来源大概很可信，因为那时候李慈铭住在周家，当他儿子的西席。

    不过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1935年版)，页478却说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同治”这个年号是因为它隐含了两位太后共同摄政的意思。这当然不能够当作正式的解释。话虽这么说，朝廷选用这个年号，还是很可能为了它意思暧昧的缘故。再者，我们要回想到顺治初年也是处于摄政的情况。关于这些说法的讨论，我很感谢洪煨莲先生的宝贵意见。(按：后来玛莉·莱特又发现了荣禄回答洋人说同治是中外同治，但我们又何尝不能说也是满汉同治？一辞多义，无妨并存。)

顺便要提的是，历史家所用的措辞“中兴”，只是意味着“复兴”，而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为“在一个朝代中期复兴”。传统上，喜欢把“中”这个字念成去声而非平声，其意思也就是“第二的”(与“仲”字相同)，因而也就是“再”或者“另一个”的意思。“中”的这种用法在年号中也同样可以发现。比如说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年号是建武中元，那就是另一个建武年代的意思。梁武帝已有了大通(527—529年)、大同(535—546年)两个年号，后来又分别各被重复一次为中大通(529—534年)和中大同(546—547年)[1]。

    中国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朝代仅能以一种连偏安都够不上的方式残存下来的时候，对此朝不保夕的残存局面，宣传家们也要号称是中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明诸王在清入关之后，所能办到的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根本谈不上中兴。历史家们只有把中兴与残存的局面一并包括到朝代形态的研究里来，才显得公平。当然，领土大小的差异也不可不加以考虑。这个做法适用于汉族的朝代，也适用于异族的。因此黑契丹(Khara Khitai)应与辽朝一起研究，而明代时各个独立的蒙古王公也要当作是元代的残余势力来处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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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鸣玉，《订讹杂录》(《丛书集成》本)卷2，页15。

[2]  宣统二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兴略论》的书，作者是北京的一位满人学者兴元，书中“中兴”两字的涵义用得相当广，不但包括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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