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中国历史学家也从文化活动，如哲学、艺术以及文学等等方面的角度来描写盛世的景况。不管这点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总算碰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数年前，美国一位名闻遐迩的人类学家柯瑞柏(Alfred L．Kroeber)研究过文化成长的形态，结果他发现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成就，两者之间只有部分的相关，为此他颇觉失望[2]。对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只想提出两个一般性的意见。第一是在文化成长的问题中，“文化”如何去定义。我深信要做这样一个研究，以下的区别是必要的：(一)一种文化活动或文化的单一部门，如“诗”。(二)该部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种类，如“律诗”。(三)就整体而言的文化活动。这三种意义的文化，其成长的形态并不一定非一致不可，就像它们的兴衰之因也各有不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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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75，页3上—4上。又见Homer H．Dubs，“Chinese Imperial Designations，”JAOS，65(1945)，26—33有这段文字之英译。

[2]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

    第二个是质与量的问题。从事艺术、文学与哲学之历史研究的学人，从心底关心的就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在个别的范围里，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应付的。不过，要对文化史作一个充分的理解，我们一定要不但乐于去了解杰出的大师们所完成的华实硕果，而且也要去了解一般作品所达到的水准以及文化活动全部参与者的总成果。一般说来，虽然有些大师在他们的专长上远超当代人(如巴赫之于复调音乐)，不过艺术、文学与哲学的历史还是显示了质与量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好比说，就中国文学而言，传统上总将汉—赋、唐—律诗、宋—词与元—曲放在一起说。大家都相信那是产生那类作品最多、最好的时代。这种关联性是可以解释的，因为生产最多的时代必有极好的机会去生产最好的。

    在一个已知的社会里，文化中的某一部门，是否特别为人喜爱或不喜爱，以及在历史上发展得或早或迟，牵涉到许多因素——物质的与义理的——这是不能轻易概括的。文化部门中某一特定形式的起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我所谓的“游艺说”(game theory)来加以解释。艺术与文学的某种特定形式是要遵守某一套规则，就像任何竞争性的比赛需要技巧一样。在这些规则下，只有一些有限的可能会被与赛者察觉，而那些察觉到最佳可能的人就成了杰出的大师。当然，那些发现有许多可能的新玩法，或者将一种旧游戏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好玩的人，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当人们把一切的可能，或者至少是最好的可能都发挥极致时，这种游戏(或说艺术或文学的形式)也就没落了。

    这种能事已竭的观点，17世纪的学者顾炎武早就说过了。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有以下这段对“诗体代降”的评论：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客人人皆道此语。今且数千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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