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瑞柏的《文化成长之形态》(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Growth．)(页763)中，我们也读到“当那个模式里头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觉到的那一刻，价值的极点就已达到了。……当其机会，或说可能，为人发挥极致的时候，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能事已竭”的理论，可以应用到艺术、文学的整个部门上，也可以应用到这个部门当中的某种特定体裁或风格上，可是应用于后者的时候，有效性会强一点。

    这在顾炎武前引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近代学者王国维做了一个类似的考察，然后加上一句：“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诗体或诗风的机会是有限的，然而就所有诗之可能作一整体的观察，则是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正常说来，总需要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以便许多人得以献身于艺术与文学[3]。至于他们爱玩这种游戏还是那种游戏，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结果，朝代的形态与文化的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日知录》(《四部备要》本)卷21，页18。

[2]  《人间词话》(1937年版)，页37。

[3]  这种传统的看法不该只从物质一方片面地考虑。因为中国人的传统也认识到挑战与回应的原理，比如说“文穷而后工”这类话，或者《孟子》书中更一般性的说法，见英译本《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Ⅱ)，pp．447-448。(按：穷不限于贫穷，而泛指不达。)

态两者之间就显得只有部分关联了——此处之文化形态代表了艺术或文学中的一个部门，或者这个部门中的某种风格或体裁。就文化活动整体来说，若从量而不从质来看，最低限度，在中国，文化的巅峰与朝代形态的尖峰显然就有相当可观的关联了。战国时代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这个论点的一个例外。因为在此分崩离析的时代，文化活动却是异常活跃。可是，如果我们抛开东周王室不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七雄上，这种关联性立刻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所用的术语一旦得到澄清，在通行的标准中加入五花八门的文化成就——即我们中文所说的“声明文物之治”[1]——也就没什么不可能了。

    用我们界定过的标准，首先透过正史的本纪，我们便可以掌握该形态的基本面貌。历史家在本纪末尾的批评，即所谓的论赞中，经常讨论那位皇帝在该朝代历史中的地位。这种讨论在形式上通常都已样板化了。虽然如此，它们还是相当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传统的评价。以下从《新唐书》中摘录下来的论赞可以当作一些范例：

    论太宗(626—649年)：

    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712—756年)、宪宗(805—820年)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

    论代宗(762—779年)：

    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论宣宗(846—859年)：

    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1]  比如《宋史》卷3，页14 上的例子。自是而后，唐衰矣!

    论昭宗(888—904年)：

    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昭宗是已!

   《明史》显然模仿这些字句。它评论明代十六位统治者中，除了太祖(1368—1398年)和成祖(1402—1424年)之外，只有仁宗(1424—1425年)、宣宗(1425—1435年)和孝宗(1487—1505年)较值得重视。在诸本纪中，明世宗(1521—1566年)被指为是个中材之主，而庄烈帝(1627—1644年)则被当作像唐代末世君主一样来哀悼[1]。

   传统史家有时候也检讨皇帝的谥号是否允当．比如说，《宋史》就曾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