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清代学者赵翼的观察[4]，大略是从气运的概念演绎出来的，不过用得更加生动活泼。当然，他的观点能被接受到怎样一个程度是另外的问题。他所讨论的主题是“东汉诸帝多不永年”：

    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惟献帝禅位后，至魏明帝青龙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诸帝之年寿也。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书所谓“国统三绝”也。光武乃长沙定王发之后，本属旁支。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迨枝上生枝，则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The Works of Mencius，p．232．Robert K．Douglas在其History of China(1885)，p．58中提到：“中国人普遍相信一个朝代的自然寿命为两百年。”不过，我找不到它的出处。(按：似曾见，指伪撰洪承畴奏折。)

[2]  关于邵雍世界年表的叙述，参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本)卷2(1935)，页469—476。关于中国哲学的循环理论，参考徐炳昶，“我国的循环论哲学”，《哲学评论》，第8卷(1943年)，第2期，页662—679。

[3]  《新唐书》卷201，页14上。有关五行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之五德的关系，见狩野直喜的综合讨论，“五行の排列と五帝德に就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3期(1933)，页1—32；第5期(1934)，页50—86。

[4]  《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4，页15。

    比较上说，赵翼对气运的解释是诉诸自然，而非机械的。并且在深深倚重“天”的因素时，他也没有忽略掉整个问题中人的一面。好比说，他对皇太后们自私自利罔顾大局的批评，就是依据人类的心理立论的。

    在另一则札记中[1]，他讨论一些晋代的幼主，并且重申了有关气运的相同论调，不过他附加了一句：“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这是个很好的看法；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也许太过强调皇帝所扮演的角色了，但这绝非故意的。我们从帝王本纪出发，是因为这些本纪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简要的概况。皇帝可以视为一个焦点所在，但我们也不必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皇帝身上。不用说，历史上有些皇帝仅仅拥有空虚的头衔而已!当然，即使是精力再怎么过人的皇帝，也不可能只手擎天，统治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8，页4上。

阅读本纪所得到的总合图像可能不一定正确。为了保证相当程度的可靠性，这个粗疏的形态，必须接受一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多重检查的办法。有关领土、内外战争的次数、频度与结果、人口、已耕地、水利工程、通货、物价水准、自然灾害的频数、应付这类挑战的各种努力、科举考试及格与落第者的人数、能臣与循吏的数目等等资料，都要尽可能去加以收集。

近代学者曾循此路线做了一点研究。比如说，李四光对战争之研究[1]，冀朝鼎对水利工程之研究[2]，王毓铨之于田赋[3]，姚善友之于水旱灾[4]，全汉昇之于唐、宋时代的物价水准[5]，毕汉思(H．Bielenstein)[6]和艾柏华(W．Eberhard)[7]之于西汉灾异。全汉昇、毕汉思和艾柏华的著作尤其脍炙人口，因为他们首开风气，最早以严肃的目标，凭着某种尺度企图描绘个别朝代的形态．不错，中国史籍中，许许多多的数字都不能够仅从其表面的价值来了解。好比说人口数字与土地亩数差不多都是着重在财政上的意义，而不尽反映事实的情况。有关灾异的报道，也可能有意掩饰或捏造。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数字还是可以处理得颇具意义。若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