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两宇其实在早期历史中就已笼统地使用了。《南齐书》卷2，页9上，写着：“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绝长嫡，三称中兴。”

把大小朝代还有朝代成立前的既存状况都包括到我们的研究里来，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形态在时间上重叠的问题。这种重叠或许是外部的，或许是内部的。内部重叠的典型例子是经由禅位方式而来的朝代变迁。先是，新朝代的创立者或他的父亲在旧朝代里掌握大权。最后，他的声势足以翻云覆雨，旧皇朝的末代君主也就被迫禅让了。这是从汉到宋皇位嬗递的正常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旧朝代之形态的解释就得十分小心了。例如两汉末叶，都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日益强大——这一定会反映到形态上去的。但是这种强大主要是王莽[1]与曹操的功劳，只不过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这个形态上的显著进步表现了新朝与魏朝的兴起，而非汉代的中兴。

    外部的重叠可以存在于两个朝代，或者许多王朝与邦国之间[2]，不管是异族的还是汉族的都一样。在比较它们的形态时，我们可以发现到促使共存的因素，也可以发现到导致征服的因素。毫无疑问，得以维持共存状态的局面是因为两个皇朝同样地强大与繁荣，而且也彼此互重相敬。北宋与辽朝之间，从1004年延续到1122年的长久和平，便是一个绝佳的说明。

    旧式的中国学者总爱把汉族的朝代当作一个孤立的实体来研究，而且，当他们讨论到与异族邦国之间的关系时，中国在东亚世界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差不多都很严重地左右了他们的看法。好在现代的学者们早已努力去纠正这种偏差了。在西方，赖德懋(Owen Lattimore)与魏复古(Karl A．Wittfogel)的著作[3]是极佳的范例。在中国，陈寅恪在他那本唐代政治史的杰作[4]里，曾经明白地指出异族兴衰的连环性质以及文人政府与国家边防之间的交互关系。不管那些异族邦国是直接，或者甚至于只是间接与中国发生关系，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如果将视野放宽，也研究所有的非汉族邦国的形态，一定会受益不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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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如毕汉思于“汉代中兴”(“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BMFEA，26[1954]，159，)一文中说：“事实上，由于王莽在乎帝之下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因此他应该当得起这段时间一切改革的美名。”

[2]  铎亦趋(Karl W．Deutsch)有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讨论国家之肇兴的一般性问题，“The Grewth of Nations：Some Recurrent Pattern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World Politics 5(1953)．2．168—195．

[3]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冯家昇)，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49．

[4]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版)，页94—116。

现在我们面临了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分级的基点，或说衡量的尺度是什么。两组明显的标准是统一与扩张、和平与繁荣，换句话说，也就是文治与武功。当然，这两种功绩，多少是互相对立的，因为统一与扩张总会卷入战争，而这必然破坏和平。总之，中国人一向期待皇朝的建立者有武功，而其继位者有文治，这也就是“创业之君”与“守成之主”的分野．朝代中期好大喜功的君主通常会因为他们的雄心大志而备受批评。举个例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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