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家族中像汗大猷、樓鑰造一類在政治上有地位、在家鄉能服衆而又積極關心地方事務的人未必常有，更重要的是能够不徇私，後起的人不見得有能力、有德望領導。同時汪、樓、史、袁等幾個家族，到南宋晚年似乎也已逐漸走向下坡。《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載有宋代歷次科舉考試明州人及第的名單，可以看出，這幾個家族從北宋中晚期起開始有人列名，以後上榜人數逐漸增多，到南宋中葉達於極盛，而到了淳祐元年(1241)以後，上榜人數已比從前大為减少。不僅科舉及第人數大為减少，汪、樓兩家在南宋晚期已罕見出色的人物，史家雖然權傾一時，史彌遠、史嵩之的作為卻引起很大的争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 北宋四川交子由民間轉為官府發行，為學者所熟知。南宋民間社倉經營出現弊端而遭官府干預，見拙作《南宋的社倉》。
除此之外，明州官宦人家之間又因為政治立場或其他原因而交惡，甚至連家族之内也起了紛争。陳損是樓鑰友人陳叔平的孫子，也是史彌遠的外甥，於宋理宗初年任處州教授，“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而高似孫的祖父即是高開。當李全在楚州有異志時，陳塤又致書史彌遠，要他“痛加警悔，以同群心”，而未遭接受。兩人又為賈貴妃之事而發生衝突，陳損因此而“力丐去”(《宋史》卷四二三《陳塤傳》)。袁燮的兒子袁甫是南宋晚期明州一位出色的人物，與史彌遠的堂兄史彌忠是舊識，可是他對史彌忠的兒子史嵩之力主和議頗有意見，曾經三度上疏奏論，指責史嵩之“輕脱難信”(黄震《戊辰修史傳·兵部尚書袁甫傳》)。袁似道與袁甫同宗而不同支，[51]與史彌遠之弟史彌堅友好，子女並且結親，淳祐七年(1247)任嘉興府通判兼尚書省提領田事所檢閱時，卻由於不滿史彌遠之子史宅之“盡括諸司田，阿媚奉上”而“乞歸”(《清容居士集》卷三三《西山阡表》)。高文善之子高衡孫對史宅之的這種作法，也不以為然。[52]史家族人間的裂痕更是明顯，[53]史彌忠曾“數勸彌遠歸政”，因未獲接受而“乞致仕”；其弟史彌應則“最不為彌速所喜”，進士釋褐後即“罷歸，遂不出”；史彌正的長子史守之也“心非其叔彌遠所為，著《昇聞録》以寓規諷”(蔣學鑛《鄞誌稿》卷四)。史彌速的堂弟史彌鞏深得真德秀的讚許，“不登宗兗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摟”，後來姪兒史嵩之人相，他“引嫌丐祠”(《宋史》卷四二三《史彌鞏傳》)。下場最凄慘的是史嵩之的堂姪史璟卿，他致書史嵩之勸諫，指責“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没有多久便“暴卒”，“相傳史嵩之致毒云”(同書卷四一四《史嵩之傳》)。家族紛争也不盡由於政治因素，高似孫和父親高文虎問就因錢財而失和。[54]這些政治上與家族内的紛擾，很可能導致明州的官宦人家無法再同心合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 袁夑、袁甫一支溯於北宋袁轂，袁似道爲袁桷之祖父，溯源於北宋袁瑴，袁似道
之父袁韶，曾受學於袁燮，“於宗譜為族子”。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
[52] 《延祐四明志》卷四《人物考上·高閌條》：“文善子衡孫為户部侍郎，尹臨安。爲檢正時，史宅之括浙西公田，官屬皆增秩二等，衡孫知不便，獨辭賞。”
[53] 此一現象，Richard L. Davis已曾作觀察，見所著“Political Success and Grouth of De- scent Groups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ing the Sung” P.B.Ebrey and J.L.Watson ed.,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l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54] 高文虎晚年花用受於高似孫，因而抱怨“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知府即指高似孫。見周密《癸辛雜識》别集下。
種種可能的原因，使得四明鄉曲義田的經營管理，在南宋末年必須走往另一個方向，也就是交由府學來負責，而這一個方式在元朝初年延續了下來。經過宋、元之際的政治變動。明州的幾個官宦家族雖然仍是地方上的書香世家，但是處境已和從前大不相同。袁似道的孫子袁桷追憶南宋時“甲族鼎貴，莫盛吾里”，可是易代之際，“困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貿貿以死者多矣”，因而與袁甫的孫子袁哀同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