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鄉里先賢而維護他們的成果。當早期參與的一些人物仍然在世時，無需依赖祠祀以示典範，但是當這些人物也陸續去世，先賢祠的存在便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典範經由祠祀而留存，此一義田的維繫因而成為地方的一個傳統，當民間的力量支撑不下去，或者當學校經營廢弛時，地方政府在必要時願意伸出援手，使之不致於中绝。所以元初陳祥重振義田的同時，也由於見“祠堂陋”而“更為三楹，助田於斯者列侑於旁，春秋祀焉”(《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載王應麟《義田莊先賢祠記》)；而延祐四年(1317)張伯延整頓義田的管理後，薛基撰寫《重建義田莊記》，則首先引述三賢創設義田的緣由。先賢祠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尊祀三位有開創之功的人物，更在於“助田於斯者列侑於旁”，捐助田產者同樣也經由祀奉而得到社會聲望。追祀的人數愈多，義田在地方上的基礎也就愈寬廣，更能獲得地方人士的支持。换句話說，先賢祠將地方人士效力於鄉曲義田所獲得的社會聲望，經由圖像供奉與祭祀儀式具體地表現出來，已成為當地士人社會的一種精神象徵，以精神的力量支持著義田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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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學校篇·鄉曲義田莊條)載當時義田莊所管屋宇中，有祠堂三間。
[70] 陳雯怡討論南宋的書院，已經指出祠祀文化在地方教化上的意義，見陳雯怡《從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第三章第二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6)。
[71] 《朱文公文集》卷八○《信州州學大成殿記》：“熹惟國家命祀，而禮先聖先賢於學官，蓋將以明乎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墙屋，設其貌像，盛其器服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也。”儘管“明乎道之有统”是朱熹個人的意見，但是應確有“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的作用。
四明鄉曲義田維持到什麼時候，並不清楚。不過在明代張時徹修纂的《嘉靖寧波府志》裏，有關的記載已經置於《古蹟》的篇章中，而且只是抄録了樓鑰的《義莊記》，可能當時此一義田不再存在已有很久一段時間了。儘管如此，四明鄉曲義田從南宋中葉到元朝末年，經歷了兩個朝代，前後維持的時間至少有一百五十二年之久，仍然值得重視。其經營從當地官宦家族的合作開始，後來雖然轉移给學校管理，這些家族人物的社會聲望仍然未曾泯没，他們受祀奉在先賢祠裏，共同提供了此一義田維持的精神力量。
五、結 語
四明鄉曲義田由當地的士大夫共同創立於南宋紹熙元年(1190)，在名稱和觀念上，可以溯源於范仲淹倡設的家族義莊；而在以貧窮士人與官宦後人為濟助對象的性質上，則直接取法於明州名宦史浩任紹興府知府時所設的義田。四明鄉曲義田創設之後，早期是由當地的一些官宦家族合作管理經營，不過最晚在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以前，已經轉移由府學管轄，濟助的對象也擴大包括學校職生。這種情形一直到元代仍没有改變，義田維持到至正二年(1342)依舊存在，前後延續了至少有一百五十二年之久。
此一義田所以有創設的必要，是由於官宦、士人的經濟狀况並不很好，身後蕭條的現象並非罕見。這種情形，不僅為明州士大夫所曾目睹，也是他們之中一些人的切身經驗。為了使官宦、士人没有後顧之憂，能够專心學業、廉潔白持，所以要對他們的後人施以必要的濟助。其實明州士大夫參與濟貧活動並非從鄉曲義田開始，他們早從北宋末年以來已有這樣一個傳統，即使不是很富有的人家也能從事，甚至使明州獲得“義郡”的稱號。而且這種活動並不只是個别從事，最晚從南宋初年起，他們已經合作進行，並且推人出來領導。然而由於他們自身原本就有沉重的家族負擔，經濟能力有限，而求助者日益增加，有難以為繼的顧慮。義田由大家合力捐獻田產，又得到官府的幫助，以田租的收入來赈濟，使他們的濟貧負擔大為减輕。儘管負擔已經减輕，他們並没有因此而停止對濟貧活動提供力量，仍然積極地共同參與鄉曲義田管理與經營的事務。總之，四明鄉曲義田的創設，不過是繼承了當地原有的一個傳統，而更加制度化。
明州的一些士大夫家族所以能够合作從事濟貧活動，在於他們長期以來，經由師生、交游、仕宦、同年、婚姻等途徑，彼此之間建立起密切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已前後延續了幾代。種種關係，構成一張綿密的網絡，將汪、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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