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缺乏足以結合四明士大夫力量的領導人物，由於外在政治環境的巨大改變，适時士人的心態想來也有了變化。四明鄉曲義田初創設時，目的不僅在於救濟貧窮，在濟貧的行為背後，還具有一種道德理想。史浩為義田莊作序，清楚地說：“義田之設，專以勸廉恥。”讓讀書的士人、居官的士大夫能够廉潔自持，不致於為了養家而毁損志節。這樣的一種理想所以會提出，顯然是由於當時的環境裏，士人能够不斷有機會經由科舉考試而入仕。然而入元以後，科舉考試已經停廢，户籍為儒户的家庭雖然獲得政府所给予的經濟上特殊待遇，讀書人卻没有了以往入仕的正常管道。即使到後來延祐元年(1314)復行科舉，此一管道比起宋代來也極其狹窄。[58]黄溍認為當時四民失業“莫士為甚”；也就是因為“所養有古之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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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至正四明續志》卷八《學校篇·晝錦樓氏義田莊條》載况逵《義莊記》：“予為四明推官，過晝錦而問焉。故老咸曰，義莊幾荒矣。蓋至正(按：至正為至元之誤)丁亥(二十四年，1287)白之營田史君而獲執據者，(樓)阡也；大德丙午(十年，1306)倡而瓜分售之章若陳諸庶者，亦阡也。”

[56]  見《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陳卓條》。

[57]  見《清容居士集》卷三○《史猷父葬記》。史徽孫卒於大德十年，年七十三，上推至至元末年，約六十歲左右。

[58]  《至正四明續志》卷二《人物篇·進士條》載延祐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泰定元年(1324)三榜録取慶元路進士，共只五人，其中當地人只有兩人。這與宋代明州科第之興盛，有時一榜可多達數十人録取的情形，實無法相提並論。

而所就無古之所有”，而且“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今惟以其佔籍為斷耳” (黄溍《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送葉審言詩後序》)。人仕之途既不通暢，而在外族新政權的統治之下，仕與隱又已成為士人所必須面對的一大問题，[59]所以對這時的士人來講，激勵居官廉潔的道德意義，也就不顯得那麽重要。經濟上既因政府的儒户制度而可以獲得優待，政治上則已缺少實踐道德理想的空間，士大夫又何必挺身而出，承擔解决地方上貧士、貧宦家計困難的領導責任?

儘管經營管理的方式有了改變，此一義田的延續性是驚人的。從南宋绍熙元年(1190)開始，到元朝至正二年(1342)仍然存在，當時尚存有本莊本末須知，[60]前後維持至少有一百五十二年之久。這中間自然出現過弊端，面臨廢壞的邊緣，但是都在經過整頓之後復振。例如元朝初年浙東肅政廉訪副使陳祥整頓之前，“成畫猶存，初意寝失”，而“職□之冗員，子孫之繼廪，二弊不可不革”。所謂不可不革的弊端，可能是指對學校職生不加鑑别地給予補助，形成冗濫；而管理人也有徇私的情形，讓關係特殊者的子孫延續享受優惠。陳祥採取措施之後，“諸老之美意，幾廢而復續”(《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載王應麟《義田莊先賢祠記》)。而在延祐三年(1316)儒學教授薛基到任時，則是“弊弛非昔，屋亦如之，雖有粟且無所容”，經過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伯延審慎選用吳濠孫負責之後，不僅闢建收儲租米的倉廒，而且“悉更前所為，收敛必公，賑遺必實”(同上載薛基《重建義田莊記》)。義田的規模，也一直在擴大。初設置時不過有田產五百畝，到延祐四年(1317)之前原已有田一千零五十三畝二十八步半、山地二十四畝二角二十四步二尺，吳濠孫出任提管後，短短幾個月内又買到田九十一畝一十五步。[61]延祐七年(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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