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樣一種管理的方式，似乎並没有長期維持下去。王應麟在《義田莊先賢祠記》中說“維之以鄉校，必守舊規；董之以鄉人，必選宿望”(《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可知義田已交由地方學校來管理，而董其事的鄉人也由官府來選擇，和當初由地方上仕宦家族自己推選有所不同。王應麟在文中提到，這篇記文撰於義莊成立之後一○四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這時“維之以鄉校”已是“舊規”。同時由於移轉由學校負責管理，所以在主持、辦事人選和賑給對象方面，都涵蓋了學校人員。《義田莊先賢祠記》載浙東肅政廉訪副使陳祥莅任後對義田所採取的措施：

    於是屬郡博士蘇焱、前軍器監丞陳定孫總其綱，學録姜材之、前壽春推官吏徽孫主出納。凡故家之裔、名儒之後，暨學校職生有喪，貧不能舉，孤女不能嫁者，采諸旦評，參諸舆論，竅實而助之，因時度宜，視昔為寬，所與寡而所及者衆。

在主持、辦事者中，陳定孫和史徽孫應是負宿望的鄉人，而蘇焱和姜材之則是學校人員。而賑給的對象，不僅包括故家之裔、名儒之後，也包括學校職生。由於放寬濟助的對象，所以每人所獲濟助的金額也就减少。而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伯延在延祐四年(1317)整頓四明義田的過程中，諮詢鄉里老儒們的意見後，任命吳濠孫來負責管理，由地方官來選擇管理人的情形更加清楚。不僅管理人由地方官任命，連田租也由官府派人督收。[47]《延祐四明志》與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都將四明鄉曲義田的記載置於有關學校的篇章内，而延祐三年(1316)慶元路儒學教授薛基到任之後，[48]也“循近比，得與聞其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载薛基《重建義田莊記》)。可見此一義田在元朝一直由地方學校來管理，賑濟的對象也涵括學校職生。

上述是元代的史實，可是四明義田轉移由學校來管理的時間，應該要更早。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建康府知府吳淵設立建康府學義莊，他的動機來自“昨見四明府翠有義莊一所，每年收到租課，凡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職事生員，遇有吉凶，於内支給補助，心甚慕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儒學志·立義莊條》》。可見在淳祐十一年以前，四明義田便已移轉給府學管轄，補助的對象也已擴大到在府學任職的生員。至於慶元府學從何時起承擔起這一項責任，則已無法得知。史浩當初以知府的身份創設紹興府義田，原本就以其附轄於府學，明州義田則最初出自地方人士的倡設，是民間組織，與紹興府義田有所不同，如今在管理上也走向了相同的方向。宋代的地方官學原本就有學廪，資助在學的學生，而學廪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學田的租入。除了學田之外，自南宋中期以來，地方官府為補助士人赴考旅費所設的貢士莊，也常隸屬於學校，由學校來管理田產，發放旅費。[49]四明鄉曲義田同樣以田產作基礎，發放的對象雖與學廪或貢士補助不盡相同，卻也同屬士人此一群體。地方官學處理類似的事務早有經驗，學校裏也有人力可以運用，因此接手鄉曲義田的管理，不過是原有類似事務的擴充，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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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載薛基《重建義田莊記》：“一日公悟曰，必自擇人始。又曰，託任貴專，毋分任長貳。則革故刊冗，咨諏老儒，咸曰吳濠孫其可。固辭，公固命之，不得已，乃莅事。”又：“雖然，微張公戢止偽冒，戒佐史章周介嚴督租入，吳公雖欲為，顧安得致此。”

[48]  薛基出任明州路儒學教授時間見《延枯四明志》卷二《職官考上·元·學官·教授條》。

[49]  梁庚堯《南宋城居官户與士人的經濟來源》。

    這種變化發生的真正原因，從资料中已無法得知。很可能是義田在經營、管理上出了問題，因而導致官府的插手。宋代官府插手民間事務，並不罕見。北宋四川交子原由民間富家共同發行，後來因為發生弊端，而由官府接手；南宋各地民間設立的社倉，也常因管理、經營出現問题而造成官府的干預。[50]明州義田發生了什麽問題雖然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推想的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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