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載王應麟《義田莊先賢祠記》：“三賢者誰？忠定史越王、莊靖汪公、端憲沈公也。”又羅濬《實慶四明志》卷一一《郡志·鄉人義田條》：“鄉人且繪王及少師汪公、端憲沈公之像於莊所祠焉。”

[20]  沈焕卒於義田設立的次年，見《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載樓鑰《義莊記》，《絮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狀》。史浩卒於紹熙五年(1194)，見《寶慶四明志》卷九《郡誌·叙人·先賢事蹟下》，原文誤紹熙為紹興。

三、貧窮救濟與家族合作

    沈焕向史浩建議設立義田時，曾經說“吾鄉義風素著，相賙相恤，不待甚富者能之”(《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鄉人義田條》)。樓鑰也曾稱明州為“義郡”，[21]並且對明州的義風有所描述，《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本路鄉曲義田莊條》載樓鑰《義莊記》：

四明鄉誼最重，薦紳韋布，序必以齒。歲時往來，少長有倫，無洙泗間齗齗之歎。承平時大父齊國公以列卿領晝繡，義襟素高，恤孤濟急，不遗餘力，鄉人猶能道之。厥後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尚書暨鄉之先達與我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

沈焕和樓鑰的言論，顯示明州一向有好善樂施的風氣，即使不甚富有的人家也能如此。早在北宋末年，樓鑰的祖父樓异返鄉郡任知州時，已熱心於此。其後汪思温、史浩，汪大猷、其他賢達人士以及樓鑰的伯叔父輩，也曾先後主持過鄉里的救濟工作。可見四明鄉曲義田的設立，不過是承襲了當地原本就有的一個傳統，而更加制度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見《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卷九○《侍彻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什王公行狀》。

沈焕、樓鑰所講的這種好善樂施的風氣，在明州人物的行誼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南宋初年，汪思温對於“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而死、而無所斂葬者，”“為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料理他們的後事，所以“四方游士皆以公為歸”(《鴻慶居士集》卷三七《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樓鑰的叔祖母張氏，自奉至薄，可是“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给以藥、死给以棺者日相踵”(《攻媿集》卷一○○《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他的哥哥樓錫，“疏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人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虚日”(同書卷八五《先兄嚴州行狀》)。王周伯的祖父，是樓鑰表兄陳居仁的内兄弟，他“高誼樂施”，曾經有士人項伋，至為貧困，“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傳達的僕人深感煩厭，他“一聞項之謦欽，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同書卷七四《跋王如晦文卷》)。王正功以清貧自處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為之”，後來稍有寬餘，“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赈與無倦色”(同書卷一○○《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袁燮記載了北宋末年明州的一位户曹林公，“財雄一州”，而“仁厚善施，義所當與，傾倒不靳”。林户曹即林曄，其女婿袁垌，是袁燮的祖父，受岳父薰炙，“亦以好施，著稱鄉里”(《絮齋集》卷八《跋林户曹帖》)。袁燮的一位世交顧義先，則“親故以急難告，必竭力拯救之。其子之師，妻喪未舉，不俟其有請，捐地葬之。間巷困窮，施惠不绝”(同書卷一九《訓武郎荆湖北路兵馬都監顧君義先墓誌銘》)。袁燮岳丈邊友益的幼弟，是一位考場失意後改而從商的富裕商人，也是“疏財貴義，有前輩風”。[22]

不僅一些從北宋以來世居明州的人士致力於鄉里義事，南宋初年從北方避難而來的士大夫，也有些很快就投入了當地的救濟活動，甚至擔負領導人的角色。例如樓鑰的父執李宗質，南宋初年輾轉經四川、江浙而定居明州，“先世舊物，不遺一簪”，歷經刻苦而後“生理頗裕”，他“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廪以食貧者”(《攻媿集》卷一○一《朝請郎李公墓誌銘》)。又如樓鑰尊之為前輩的王伯庠，其父王次翁避難南來，於紹興初年曾任執政，致仕後定居明州，王伯庠“疎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為，無所吝惜”，明州的義事原本由汪思温主盟，汪思温去世後，“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為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