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見《絮齋集》卷八《跋高公所書孝經》。

[38]  《鲒琦亭集》外编卷二五《句餘土音序》：“吾鄉詩社，其可考者，自宋元祐(1086～1093)、紹聖(1094～1097)之間，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嫩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

[39]  《攻媿集》卷九八《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居鄞十年，……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汪公為真率之集。”同書卷一○九《周伯範墓誌銘》：“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間，君少余一歲，棋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為親密。”

[40]  《鲒埼亭集》外編卷二五《句餘土音序》：“慶元(1195～1200)、嘉定(1208～1224)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吕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祉館中。”

[41]  《攻媿集》卷一二《蔣德尚棋會展日次適齋韻》：“棋社經年能幾回。”

上衆所推服的領導人物從其中浮現，而辦事人才也得以為人所知。由於對地方公益的關心，他們從這些家族事務或同輩交游的共同活動，進一步合作參與地方事務，是一種自然的發展。他們所共同參與的地方事務，不僅是貧窮救濟而已，例如汪大猷也曾為本地學校的興修而進行勸募，並且主持學校的各種禮儀。[42]

    既然明州的士大夫家族久已有合作從事貧窮救濟活動的傳統，何以還要設置義田?沈焕提出了他的理由，那就是“求者日衆，後難繼也”(《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鄉人義田條》)，以及“隨時拯恤，其惠有限。吾鄉以清白相厲，其能稱物平施者，蓋可數矣”(《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本路鄉曲義田莊條》引樓鑰《義田記》)。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經濟能力有限，可是求濟助者日益增多，長此以往，難以為繼，而義田有田產作基礎，可以不斷有田租的收入，專門用來救濟貧窮，造就解决了難以為繼的問題。前已述及，義田田產大多來自衆人的捐獻，汪大猷帶頭捐出了二十畝。其他捐獻人未必皆是官宦，可能也有一些和官宦家庭關係比較密切的富裕家庭。例如前述袁燮岳丈邊幼益的幼弟，是一位富商，他“修頖宫、建義莊、濟饑民之類，又皆樂助不靳”。[43]所謂“建義莊”，應該就是指沈焕等人所倡設的義田莊。經由衆人的合力，再加上官府的協助，累積成相當數量的田產，就長期來說，既可以减輕他們在貧窮救濟上的負擔，也可以使這方面的活動持續不斷。

沈焕講到明州當地官宦經濟能力有限，能够賑施者不多，實際情形也可能是如此。他說當地官宦以清白相厲，應該也是事實。[44] 但是當地官宦經濟能力所以有限，原因不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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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庠校自兵火草創，歲久浸圮，勸率巨室，且為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不如新夫子之宫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黌宇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為學賓。遇釋菜則為祭酒，自編于布韋之間，以為一鄉矜式。”又《寶慶四明志》卷二《叙郡中·學校條》載淳熙十三年(1186)郡學興修時，“鄉之達尊尚書汪大猷、侍郎史彌大勸激士類，鳩材效功”。

[43]  事見《絮齋集》卷二○《邊用和墓誌銘》，據原注，墓誌銘標題有誤，所志實為邊用和之子，邊友益的幼弟。

[44]  《攻媿集》、《絮齋集》兩書中，有不少例子。參見梁庚堯《南宋城居官户與士人的經濟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南宋的貧士與貧宦》兩文，引述了王正功、張祖順、袁燮、袁章、史浚、汪大定、沈焕等事蹟。

於他們以清白自厲，也在於他們的收入並非只用來照料一家數口。在他們的背上，背負著整個家族的重擔。以沈焕自己來說，他的家庭“世有禮法，自高、曾以來，未嘗析户，以雍睦聞”。父親去世之後，他們兄弟“奉母夫人甚謹”，已經“生理屢空，若不堪處”，可是“女弟既嫁而寡，且貧病，太夫人念之”，於是“極意撫育，以寬慈抱”。他又“不蓄私財以為後日計，闔門數百指，厚薄均適無間言”(袁士杰輯《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下《沈叔晦言行編》)。汪、樓兩家也是明顯的例子。汪大猷的情形是“聚族浸衆，闢先廬屋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内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財以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為諸院公費，又以及女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官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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