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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攻媿集》卷六《適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答》：“我舅為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往往多割己。向來俸可分，卦冠踰一紀。心勤力不逮，不得盡如意。安得有貲財，如此池中水。來求則應之，我心斯足矣。”

家族的負擔既重，但是他們仍要撥出部分的錢財，用來濟助在經濟上有困難的人。這一方面固然是本於道德責任感的驅使，實踐互助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這也可能由於此種行為可以提高他們在當地社會的聲望，因而為這些家族所重視。能够為他人解决經濟上的困難，才會更受到地方人士的尊敬，也能够有更高的聲望。這種聲望，具有道德的意義，在性質上和經由財富、官位所贏得的聲望是大不相同的。前述汪思温在南宋初年由於熱心照料外地流寓明州的人士，所以“四方游士皆以公為歸”；王伯庠繼汪思温之後主盟明州義事，“故鄉人尤歸心焉”；而汪大猷也由於“義概同古人”而“閭里同歸依”(《攻娩集》卷六《適齋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跡次韻》)，正是因從事公益活動而獲得社會聲望的說明。而這種聲望不但存在於生前，也存在於死後，將會寫入行狀或墓誌銘中，而流傳於後世。明州士大夫為他們的前輩或友人撰寫這類文字，對於死者生前濟孤助貧的行為常著墨甚多，特别强調，正顯示出這類行為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

    義田的設置，就長期而言，使得當地士大夫擔負的社會責任重擔得以减輕，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貧士、貧宦的救濟不再提供力量，他們仍然積極地參與義田事務。《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鄉人義田條》載義田的赈濟對象及申請方式：

仕族之親喪不能舉者給三十缗。孤女之不能嫁者給五十缗。其親屬若鄰里以聞於郡，郡竅實，俾主者行之，非二者弗與，先後缓急間從權宜，而郡守與主者皆不得私焉(原注：提刑程覃攝守日，許人徑投狀於主者)。

在賑濟的過程中雖然有地方官府參與，負責接受申請與竅實，但是主持者仍然是當地的士大夫。而且在嘉定六年(1213)至八年(1215)程覃擔任郡守的期間，[46]改為直接向主持者申請。在義田原初設計的規程裹，申請與竅實必經由官府，是要表示主持者没有徇私；而後來官府將這些工作交回給主持者處理，則應是由於參與義田事務的家族在當地向有聲望，而多年來義田的經營也獲得官府的信任。義田事務的管理經營，主要是由當地的官宦家族來負責，“推爵齒之高而有才力者提其綱，又擇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納及莊之事”。汪大猷在明州的地方活動一向居於領導地位，所以義田成立之初，由他來主持。慶元六年(1200)，汪大猷去世，據樓鑰自述，“諸賢以鑰閑居，猥以見命”。可見主持者是由參與此一事務的士大夫們所共同推舉。而在樓鑰主持之下，“邵武使君高裕如文善、樂平丞袁木叔實任其事”。他們本身都是官宦，也來自當地的著名家族。高文善是高開之子、高閩之姪，袁木叔即袁標，是袁燮之弟。他們兩人在地方上“信義素著”，袁標“尤能周知州里詳悉，檢柅滲漏，明辨真贋，不私市恩”(《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學校考下·本路鄉曲義田莊條》)。從這些參與者的身份看，四明鄉曲義田成為結合當地士大夫家族的一個组織，使他們得以運用自己的身份與能力，貢獻於地方，共同為陷於不幸的官宦後人來解决經濟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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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程覃任郡守時間見《寶慶四明志》卷一《郡守條》。

 四、移轄於學校

    樓鑰撰寫《義莊記》是在嘉定五年(1212)中秋，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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