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曾孫女。[30]袁燮姊夫之兄戴機則曾師事高閩之弟高開，而又得到高閌賞識。[31]此外，他們也有科舉同年或仕宦同朝之誼，汪大猷和史浩“有同年之好”，和王伯庠在朝廷則“前後同時”(《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對於同鄉的優秀人才，他們也致力提攜，前已述及史浩的推薦沈銖，史浩又曾推薦袁燮；[32]汪大猷曾推薦史浩長子史彌大、沈銖，[33]對樓鑰也照料有加。[34]

這幾個家庭皆世代業儒，而且有人在仕宦或學術上有所表現。相同的文化背景結合同鄉情誼，使得他們來往密切。史詔之母葉氏的墓誌銘，為樓郁之孫樓异歸守鄉郡時所作；[35]而王正功去世之後，其諸子也先請袁燮作行狀，再持行狀向樓鑰求撰墓誌銘；[36]袁燮應沈焕諸孤之請，為其作行狀，詳述沈焕美德，自言“要摭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絮齋集》卷一二《通判沈公行狀》)；而袁燮為樓鑰作行狀，則說明是由於“諸孤以當世知公，莫詳于某”，所以“屬狀其行”(同書卷一二《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他們的撰寫行狀或墓誌銘，應非應酬之作，而是交情深切之表現。他們的交情，也表現在詩文的撰作上。高閌的次子高得全赴滁州任通判時，樓鑰便曾賦詩送别，詩中贊美他“昔年奉慈親，定省嚴晨昏。今日當門户，友愛深弟昆”(《攻媿集》卷三《送高仲遠赴滁悴》)，顯示出樓鑰對高得全生活的了解。後來高得全知黄州，重建貢院，樓鑰又為其撰寫記文，文中說到高得全“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同書卷五四《黄州貢院記》)，說明兩人不僅是好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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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見《絮齋集》卷一八《刑部郎中薛公墓誌銘》。五老會事見《攻媿集》卷七五《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窗詩帖》。

[31]  《攻媿集》卷一○六《戴伯度墓誌銘》：“初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為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

[32]  史浩《鄮峰真隱漫録》卷九《陛辭薦薛叔似等劄子》中提到袁燮：“學問醇明，性資端厚，守正而無矯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

[33]  《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而薦舉非名士不預。……史公彌大、……簽判沈公銖，皆卓然者。”

[34]  《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公為禮部侍監時，鑰留侍側，護客使金，皆許侍行。”

[35]  《攻媿集》卷七四《跋葉夫人墓誌》：“而其誌銘，則予之大父少師為鄉郡時所作也。” 

[36]  《攻媿集》卷一○○《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既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燮之狀求銘。”

且是姻家。高開的曾孫高指，保存了曾祖父親筆書寫的《孝經》，袁燮為其作跋，並予以嘉許，[37]也可見兩人有所交往。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並没有及身而止，而是延續了好幾代。種種關係，構築起一張綿密的網絡，將明州一些士大夫家族連結在一起，而這張網絡所連結的分子，自然不以上述家族為限。在這張網絡之内，明州士大夫家族原本已有一些共同的活動。汪、樓兩族由於不同於尋常的姻親關係，常一起舉辦各種聚會。樓鑰述及其兄樓錫，“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不給，兄為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攻媿集》卷八五《先兄嚴州行狀》)。除了家族聚會外，明州士大夫間又有以交游為宗旨的集會。早在北宋後期，當地的士大夫已結有詩社。[38]南宋紹興年間則有五老會，預會者有王珩(王正己、王正功的祖父)、蔣璿、顧文、薛朋龜、汪思温，他們“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後來王，薛二人去世，又加入高閌、吳秉信、王次翁、徐彦等官宦及布衣陳先，改稱八老會，但由於年龄有差距，經歷又不同，所以“已不如前日之純全”(《攻娩集》卷七五《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窗詩帖》)。晚一輩的士大夫，則有真率之集，“率以月為期”(《攻媿集》卷六《適齋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跡次韻》)。預會者至少有史浩、魏杞、汪大猷，趙粹中、樓鑰、周模等人，而由汪大猷主盟。除了周模之外，其他各人皆為官宦。[39]而樓鑰與學者楊簡、袁燮、吕祖儉等人，也經常在史家的碧祉館中唱和。[40]此外，樓鑰和一些朋友又結有棋社，一年之間至少也有幾回聚會。[41]這些經常性的聚會，或有主盟者，或有主辦人，於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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