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學者，未仕時“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為急”，入仕後仍“资用屢竭，廉約自守”，而能“口不言貧”(袁燮《絮齋集》卷一四《通判沈公行狀》)。他曾為一位鄉先生孫介作行狀，孫介有田四十畝，可是“伏臘不給，常寄食授書助給”，中年三兒漸長，於是“歸訓家塾”，然而“久之大困，喪其土田”，但仍“不事請謁，不營錐刀，忍窮如鐵石，非其義餽之不受”(沈焕《定川遗書》卷一《承奉郎孫君行狀》)。與沈焕同為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其弟袁槱曾參與義田事務，而袁家自他們的父輩起，家境便已不佳。[9]袁燮的叔父袁方，早年以教書為生，“敝廬才蔽風雨，薄田不足於食，婚嫁頻仍，生理日窄”，晚年以特奏名而補官，因病請祠，“俸入無幾，闔門仰給，重以醫藥之費，節約自持，取不凍餒而止”(《絮齋集》卷一六《叔父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狀》)；另一位叔父袁章，曾經仕宦州郡，而以“仕宦貧，好消息也”自勉，去世時，“室中蕭然，無以棺斂，質貸而後辦”(同上《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德府行狀》)；他的堂兄袁濤以教讀終身，“雖清貧至骨，終不肯低首下氣”(同書卷二。《從兄學録墓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闐於袁氏家族經濟情况的變化，參見黄寬重《南宋四明袁氏家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编《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
銘》)；而袁燮自己的家境也一直不好，妻子出身於富家，出嫁時父親囑咐：“而夫之貧，而父所知也。”來到袁家後，“居其中者二十有九年，安卑陋，忍窮乏”(同書卷二一《夫人邊氏壙誌》)。樓鑰由於父親清貧終身，因而自己早年也經歷過清寒的生活，讀書時“敝衣糲食，僅免饑寒”(同書卷一一《资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和樓家有姻親關係的王正功，做官做到廣西提點刑獄，“清貧自處，質貸以给，奉己至薄，得禄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攻娩集》卷一○○《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樓鑰熟識的一位明州士人高元之，早年讀書時“飢寒寥落，辛苦萬狀”，後來以教書為生，死時“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经紀其家”(同書卷一○三《高端叔墓誌銘》)。汪大猷的家境比起沈袁、樓幾家來算是好的，南宋初年，樓鑰的父親樓璩且曾寄居於汪大猷父親汪思温的家中，[10]可是汪大猷的弟弟汪大定儘管曾任知州，卻由於“不事生產”而“了無赢餘”，又因“婚嫁交迫”而“俸入緣手而盡(《攻娩集》卷一○三《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部分官宦與士人生活的清寒，以及身後的凄凉，並非明州所特有，而是當時各地常見的一種現象。[11]貧士、貧宦身後子女淪落的慘况，明州人士也曾經耳聞甚至目睹。陳居仁在知建寧府時，便曾獲知當地一位柳姓觀察推官死後，其遣屬淪為乞丐。[12]袁韶的父親袁昇曾爲縣小吏，由於夫婦皆年近五十而無子，於是赴臨安買妾，卻從此一女子口中得知其為趟姓知府的女兒，所以會淪落至此，是因為父殁家貧，家裏必須籌措歸葬四川的旅費。[13]貧士、貧宦身後境况如此，身前自然難免如史浩序文所言，“憂家計之蕭條、男女之失所”。一些道德修餋較高的官宦、士人，如前述沈焕、袁章等，能够“忍窮勵志”，無求於人。但是這種高尚的節操，並非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没有經濟能力較好的族人、親戚向那些貧士、貧宦伸出援手，他們便不得不求助於外人。四明鄉曲義田的設立，正是馬貧土、貧宦解决這一個問題，提供他們以及他們的遺孤一個制度性的求助管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絜齋集》卷一一《資政殿大學士少師樓公行狀》：“家素清貧，重以建炎之禍，先廬故物，一簪不留。兗公依外舅少師汪公以居，辛苦植立，不墜先緒。”按兗公即樓璩，少師汪公即汪思温。樓璩之妻為汪思温之長女，見《攻媿集》卷八五《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11] 參見梁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91年第16期，頁91～137。
[12]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四《文華閣直學士贈金紫光禄大夫陳公居仁神道碑》載陳居仁知建寧府時事蹟：“先是，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能歸，乳嫗挾二子行丐於市。公聞之，給以粟帛，命士人教養之。”
[13] 徐時棟《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記》卷二《佚文二》據《甬上先賢傳·特行)引《延祐志》：“袁昇，初為縣小吏。……夫婦年近五十，無子，其妻资遣之臨安買妾。既得妾，察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