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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内蒙古草原的游牧群体及其生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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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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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影响。清代高士奇看到这种现象，"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恐碍放牧也"。 [21]这里的蒙古人是冬天进山，住在沟里，好天时在阴坡放牧，天气不好时到阳坡放牧。现在这里的蒙古人有的在沟里有房子，有的没有房子，借别人的房子，在房子的问题上要与别人合作。在用蒙古包放牧的时代，应该像高士奇所说的那样，2-3人家合作放牧，但距离很远。在乌拉特一带，乌拉特山的牧民民国时期以沟为单位形成小群体游牧。三中全会以后的分草场就是分沟。牧民春天里将羊赶到山里自己所分的"沟里"放牧，其它时间只是在山前放牧，山前平原有他们自己的房子和羊圈。 [22]这种小集团游牧只在春天受"沟"的限制，其它时间相对宽松。这种独特小环境的制约，从内蒙古各地的情况分析，应该是越往西越严重，因为那里水和草往往只局限于地处沙漠或戈壁的孤岛中，小地域所能容下的蒙古包和牲畜数量，决定了小联合的数量，同时小区域的水草丰富也可能促成某个家族长期固守。西蒙地区氏族势力在历史上长期延续可能与此有关。
内蒙古南部地区在农业的渗透下逐步采取半农半牧，有一定的固定居住点。合牧以固定村落为物资供应的核心。在西拉木伦河一带，民国初年的观察者看到道旁的耕地、草原、牧群和蒙古包，道旁有的规模达20户左右的村落，散在的蒙古包1-2户在一起。在洮南一带有一叫巴拉塔恰的蒙古村落，皆为蒙古包，各户分散居住，长度达1里左右。[4]农耕地一般条件下紧靠着村落。在阿鲁科尔沁旗的巴拉都塔恰，民国时期还是一个以游牧为主农业为副的村落，有夏营地和冬营地。1931年以前，这里的人随蒙古包举家移动，分散放牧。1939年左右，这里有20户左右的蒙古人定居在一个河川的中部滩地上，长达7里，既有蒙古包又有房子，应该说非常分散。1号富户和其它两户贫牧组成一个集团在东边，这个小集团比较紧凑；2、4号较富的富牧与其它4户贫牧在北边聚在一起，其中一户还是贵族的随丁，其它的一些散户散居在外围，这样的一个以牧为主、以农为副的村庄是在两个小游牧集团基础上形成的。汉人和外旗人通过雇工和耪青等关系进入村落，住在外围。平日老人和孩子在村内生活，其它人出外放牧。村落内也有两户住固定包，普遍地实行合群放牧和轮流放牧。其草原的权利大约为以此定居点南北70-80里，东西30-40里的区域，但其它蒙古村落的人也可以进入放牧，严格的范围是没有的。 [23]民国时期，察哈尔左翼四旗在农业的影响下出现了固定包和移动包并存的半固定聚落。这种聚落有时超过9户以上。 [24]应该说，这些蒙古村落是逐步聚集蒙古包形成的。在察哈尔的厢黄旗一带，一个由蒙古人所形成的村落先由3户蒙古人形成，这3户是有亲戚关系的蒙古人，共同放牧马30头、牛20头、羊300头。由于灾害的原因，300头羊剩下100头，且经常遭受匪害。他们把土地租给外人，聚落逐步发展，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有9户人家的村落。 [25]近代以来，这种半农半牧区的聚落也因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日占时期的伪满政府下令将分散状态的蒙古户集中居住，奈曼旗的好来屯以前是分散的，那是为了放牧的便利，1937年在政当局的号令下合并周围2-3里的小户集中在一起形成村落。 [26]当农业扩展到一定程度时，牲畜减少，全村的牲畜往往只交给几个雇佣人员即可，游牧群体自然消失。
[1] 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东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八月。
[2] 米内山庸夫：《蒙古草原》，东京：改造社，昭和十七年一月。
[3] 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东京：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十二月。
[4] 《东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三月，东京。
四．变化趋势
在蒙古帝国以前，阿寅勒和古列延并存。成吉思汗以后，古列延遭到破坏。明朝几百年间，草原上又战争不断，大群体重新出现了。清代一统，草原地区战争停息，大群体无存在的必要，但家族特点仍然在西部蒙古族那里有遗留。在卫拉特蒙古人那里，以家族为中心的联牧称和屯，他们几乎全由近亲组成的阿寅勒或游牧村落形式游牧。 [27]由于独立和战争的历史比较长，也可能受荒漠草原水草资源集中的影响，同族游牧集团依然存在，并相当程度地与清代的旗制相融合。一直到清末汉人进入蒙古后，原来的家族生活圈才被打破。一些地方甚至有古代的那种"古列延"的遗存。一些蒙古人部落接受农业扩展后定居下来，但其地名反映了他们具有同一游牧圈和同一血缘组织。"阪定库仑"，"阿家素库仑"这样的村名即有这样的意义。"库仑"与"古列延"系同一蒙古语音。 [28]这些已成历史，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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