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忍白”并不等于不“说”、不“白”，而“微言”也并等于不“言”——“微言”无疑乃是业已“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明目张胆地“说”，而最终使之退藏于密、隐而难明罢了。此方面，柏拉图如此，孔子如此，而遭遇过腐刑、尝到过这其中苦头的太史公司马迁，大概也应当如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44]，“大道可安而不可说”[45]——这些无疑是古之贤圣为哲人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不可能不明乎于此。于是乎，我们通过一篇《孔子世家》便可以看到，哲人孔子之所以十几年来颠沛流离、周游列国似乎是出于“谋食”，亦似乎是基于“谋道”，但司马迁却始终没有公开说，这一切乃是缘起于哲人孔子的无奈与被迫——并非为其所愿，而是其被逼无奈，是其不得已而为之之事。但这些话，他能说出口么？他可以明确说出来么？敢以“人民”为敌，难道他不要命了？然而若其不“说”、不“白”或不“言”，他还是什么太史公么？而且我们又何以知哲人的“命也已”、“命也夫”？何以知当年“去鲁”的孔子之与十几年流亡后“反鲁”的孔子其实乃是“两个孔子”——即“诗人/哲人”的孔子与“政治哲人”的孔子？何以知哲人的命运并不仅有如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中外历史上的走死逃亡者，其中更有像柏拉图和十几年后“反鲁”的孔子等这样的哲人——然而这样的哲人，已不再仅仅只是一位“诗人/哲人”，他们俨然已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哲人”——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整个人类的境遇勇敢地承负起思想责任和道德担当的哲人。

五、结语

《诗》有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46]；换句话说，若不“明”不“哲”或只“明”不“哲”的话，那么到头来，都是不足以保全自身或自身难保的——而能够保全其身的，才是所谓的“政治哲人”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诗人/哲人”。至于孔子何以要“去鲁”而周游列国，究其实，正与他何以能于十几年周游列国之后终而“反鲁”乃是同一个问题——但这一“去”一“反”、仅仅一字之差,却历经了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就在这十几年生活当中，“本己”或“属人的”（personal）孔子，在人们的眼里，显然已不再是“人”而是被“妖魔化”（evilized）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狗”——虽然人们也承认“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承认他的智慧、能力和胆识，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条狗，而且还是一条“丧家之狗”；甚至即使孔子本人对此也并不避讳，“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到底像不像唐尧、皋陶和子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是一条“丧家之狗”、一条无家可归的狗而不是人，正像百年无家的庄子——但庄子也还是人，而孔子却已是一条狗了。这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然？什么力量可使一个好端端的人从此而不再成为人而成什么“狗”了？若是某个个人的话，可否就一定会有这种逼人的力量呢？

此外，当孔子于非常时期为内部稳定而分别召见三个最早入门的弟子子路、子贡和颜回之时所问到他们的那同一句话中，已流露出了其内心深处郁结着太多的凄楚与悲凉，“《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既然自己不是什么犀牛也不是什么恶虎，又为什么要无家可归、有家难回地流亡于这无垠的旷野之上呢？难道说是我的东西错了么？而且即使是错了，也不至于要沦落到这般地步？由是观之，其情可悯。

孔子是人，而且是与今天的我们并无太多不同的曾经年轻、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什么狗，当然也不是什么犀牛或者恶虎；但时人却把他当作了狗，并且还当作了一条“丧家之狗”。既然他是人，他自然也要和我们一样，需要有个家，或至少说，需要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但他一度却有家难回，甚至说是无家可归。他率领他的弟子们颠沛流离、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就像一只旷野里那居无定所、行走不辍的犀牛、恶虎一样的“洪水猛兽”，让人避之而恐不及。的确，有谁会愿意去接近这种“洪水猛兽”呢？同时，综上所述，透过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我们知道，孔子之所以“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但其中又有哪一次是这“七十余君”的“不为”而仅仅只是其“不能”——要知道，“不为”与“不能”，此二者在《孟子》那里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47]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不断流亡，“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并不是因为“七十余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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