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亡：“谋道”

既然孔子的流亡并不在于“谋食”，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他是为了“谋道”呢？有可能；而且支撑这种论断的理据，无论在《史记》还是在《论语》之中，都是俯拾即是、屡见不鲜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同时，《孔子世家》之中有关于其为“谋道”而流亡的叙述和转述的文字，更是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篇幅，而且似乎还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里孔子之所以“不仕”，是因为当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相反，如果说他“仕”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也就不会有什么流亡了。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后来要流亡，是因为当时鲁国的政治“僭离于正道”。因此他便要流亡，为“谋道”而流亡。

当孔子在流亡中“去叶，反于蔡”时，曾遭受到了一个名曰桀溺者的嘲讽和奚落；而孔子对此的直接反应则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如果天下有道的话，那么他本人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如此这般的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了。当孔子师徒流亡于“陈、蔡之间”时，“子路愠见”、“子贡色作”，几个最早入门的弟子之心也有些动摇了。于是孔子便分别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弟子谈话，并向他们问起了同一个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而三个弟子对此的理解却是不一样的。在子路看来，“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听后反问道，“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贡则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但孔子却教训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而在颜回看来，“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于是乎，孔子认为，还是大弟子颜渊说得对；于是乎，他才作出上述一番要做其助手的表示。应当说，司马迁这一段有关于孔子师徒间的人物对白是极为生动的，尽管三个弟子的所见不同，他们的话无疑都在凸显着一个“道”字，并且旨在进一步地渲染，孔子师徒的流亡，的确就在于“谋道”。

当季康子向弟子冉有打听“孔子何如人哉”时，他这样回答说：“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其意思是说，孔子乃是一位正人君子，故应求之以道义而不可以小人之利，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5]；反之，即使给他二万五千家的食邑，他也同样不会见利忘义地予以接受的。由此可见，孔子的流亡的确并不在于什么“谋食”或谋利，的确是在于“谋道”。但当“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时，司马迁在此写道，“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并且更假孔子之口说，“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甚至说孔子还“欲往”。但弟子子路在一旁则“不悦”，“止孔子”。于是，孔子又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而下面的一句却极为关键，“然亦卒不行”。意思是说，但最终孔子还是没有去。但问题却是，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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