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是什么哲人而是今日之所谓“专家”了。孔子本人大概不会喜欢我们今日之所谓“专家”，因为他们往往会将他撕裂成若干个难以拣拾的碎片并使作为人的他不复存在；而我们今日之所谓“专家”，大概也不会太喜欢孔子，因为在孔子身上似乎有一种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一样的“知性的真诚”，于是乎，他们才要将他撕毁并撕扯成无数个难以甚或无法复原的碎片。孔子觉得这个人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于是乎便决定去拜访他。等到他们去时，那人已经死掉了。再后来，陈、蔡大夫“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当此之时，“孔子（却）讲诵弦歌不衰”。而弟子子路甚至包括子贡等众弟子，便纷纷不高兴起来，孔子知道这些，于是决定分别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最早入门的弟子谈话，并向他们问起了同一个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而三个弟子对此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子路看来，“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听后反问道，“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而在子贡本人看来，“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呵斥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直至最后，在颜回看来，“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对这样一番回答，显然是满意的，“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由此可见，洋洋乎孔门三千多弟子当中，贤者七十有二，但真正能了解乃师孔子的，却只有颜回一人。悲乎！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后来还是弟子子贡出使了楚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于是乎，又一场灾难幸而得免。本来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结果楚令尹子西的一番挑唆却使他变了主意。后来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听后，孔子下了车，真想走上前去跟他说几句话，可人家却走了，没说成……就这样，“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在外面整整奔波、流亡了长达十三（司马迁认为是十四年，而《史记》“索隐”却认为是十三年，《鲁世家》则更认为是十五年）年之久，最终才又回到自己的故国。综上所述，在孔子一生漫漫长达十几年的周游列国行动中，有哪一次流亡不是被逼出来的，而且又有哪一次流亡不是被当时的民众或者说是“人民”给逼出来的呢？
在哲人尼采看来，“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32]而“政治（则）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33]，“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34]；“政治性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乃是一种命运；因此人无法逃避政治。政治之无可逃避表现在这样的矛盾中，即如果人们试图取消政治，就必然陷入到无措的境地”[35]——这是“因为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在生存上是通过政治参与而得以理解的。政治就是命运。”[36]因此“政治事物，或者说人类事物”，“是理解一切事物的关键”[37]——如此看来，也只有从“政治”、从这个“理解一切事物的关键”的角度上看，孔子的周游列国、不断流亡问题才可能得到理解。
我们的确极有可能被太史公司马迁给骗了——因为在《史记》之中，他总是在反复强调着孔子本人似乎是单纯为了“谋食”，甚或也是为了“谋道”才要去不断流亡的——而且仅此两点，也许在他看来，大概便足以欺骗或者蒙蔽掉绝大多数可以欺骗的人吧？但问题却是，他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暗示了孔子每一次流亡的被迫——第一次是被迫，第二次是被迫，第三次乃至于其他所有次流亡也都是被迫的，也暗示了他在每一次新的流亡开始前的被迫与无奈。由此可见，司马迁的欺骗可能是有意的，而他的不骗或诚实也同样并不是无意的，但这却需要我们通过细读并借助于“字里行间”的阅读（read between the lines）来对此加以诠释和解读，并且关注于其字里行间所可能暗示给我们的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
总之孔子之所以要不断地背井离乡、被迫流亡、长期奔波、周游列国，那是因为此时此刻的他还仅仅只是一位诗人/哲人，或者说是普通的哲人、自然哲人，就像当年年轻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名著《云》中的那位苏格拉底——刚刚拜见过第欧提玛时的那一位苏格拉底，尚未“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苏格拉底，一个多少有点放勒不羁、桀骜不逊，有点不知深浅、不知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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