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28]而且同样的话，还可以见诸于孟子的另外一段具体而生动的话语表述之中：“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9]——这两段看似相同或相近的话，从一个侧面尤其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表达了深“明王道”、在外长期奔波达十三年之久以及“干七十余君莫能用”[30]的孔子，站在“去鲁”与“去齐”这个十字路口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困境：一方面他对即将远离自己生于兹、养于兹、教于兹的鲁国，充满了缱绻之心、眷眷之意和依依惜别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终得以逃离齐国，流露出了言说不尽的欢畅与快意甚至他连饭都等不及做好、用完，便毅然绝然地决定要离去。由此可见，在孟子心目中，孔子对“齐”、“鲁”两国是怀有着不同的思想感情的——“故土难离”，此乃人之常情，大概不难理解。但问题却是，为什么他最终还要走、还要离、还要奔波和流亡呢？是为“谋食”、为“谋道”还是为其他别的什么力量和原因？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十分复杂的。
英语中对“流亡”这个词的释义，也许比汉语要来得更为地道：“be forced to leave one´s native”，“go into exile”，而所谓“流亡政府”一词则是“government-in-exile”。而且众所周知，英语中表示“国家”/“祖国”意思的词一般有三个，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是“state”，从领土的意义上说是“country”；但若从民族的意义上说，则是“native”。因此“流亡”一词的英文释义中的“native”，正可与孟子所谓“去父母之道也”一语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同时，“be forced to leave one´s native”中“be forced”这一结构，尤其凸显了“被迫”之意；也就是说，所谓“流亡”，究其实，乃是一个人要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或者说是“去父母之道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孔子被迫流亡；或者，到底又是什么或谁迫使孔子走向流亡？汉语中对“流亡”一词的解释，则以突出何以流亡的原因而见长。因天灾或者人祸（政治）原因而背井离乡，流浪、逃亡。《诗•大雅•召旻》：“癫我饥馑，民卒流亡”——这显系“天灾”；当然人世间之所谓“天灾”与“人祸”，总是纠结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区分的。而屈原的《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又显系“人祸”。此外，“流亡”一词还有“随水而逝”的自然本意。《九章•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既然这句话是出自于行吟诗人/哲人屈原的作品之中，那么所谓“随水而逝”，也便由此而平添了一种新的气象，并非仅仅只是随水而逝了。
至此，其中的问题看来却依然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或力量迫使孔子流亡呢？
别忘了，“流亡”一词本身隐含着一种强烈的被动之意，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流亡。当然，可以说孔子的每一次流亡都是有某种具体原因的，而且每种原因也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共同的被迫、被动之意，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但究竟是谁在迫使孔子不断地走向流亡？它可以说是某个人，也可以说是某些人，然而若从总体上说、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角度上说，他们却是一群人，一个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有的可能是官，有的可能还是大官，但更多的却是平民百姓。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就是民众（the mass）或者说是“人民”。也别忘了哲人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他并没有死于国君之手而是被人民以民主投票的形式判死的；也就是说，他是死于雅典这个历史上最民主最伟大的城邦的人民之手：在由500人组成的大陪审团中，竟有280票认为他有罪而仅仅只有220票认为他无罪[31]——280：220，高票通过，于是乎，哲人苏格拉底，他死了。然而与苏氏相比，我们知道，后来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却活了但他却从此而走上了一条有如孔子的流亡之路。为什么要走？他的解释是，“我不想让雅典这个伟大的城邦，对一位哲学家再犯下同样的罪行”。而贤圣孔子之所以必须要选择流亡、不断地选择流亡，盖即如此吧？否则，他恐怕也只能像哲人苏格拉底一样，必然是死路一条；换句话说，何以孔子要周游列国？与其说是他在“谋食”、“谋道”，倒不如说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作为一位诗人/哲人而活着，更为深切著明。这一点，若我们透过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大概完全可以看得见。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看看这里面用过的三个动词“斥”、“逐”和“困”，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鲁乱。孔子适齐”，齐景公本来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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