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奉告。况且他的确是说了，只是他的说，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是通过“叙述”和“转述”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罢了——而“叙述”和“转述”，其实也是在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其中一个“贫”字，无疑是指孔子经济上的拮据，而“贱”字则是说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惟其如此、惟其“贫且贱”，后来“季氏飨士，孔子与往”，季氏家臣阳虎才胆敢对他横加阻挠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当然此时位卑言轻的孔子也很明智，“由是退”。既然“贫且贱”，则若不“谋食”，还要谋什么？一个连饭都吃不上、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还会有什么其他别的更多的想法么？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3]至于所谓“鲁复善待”一句，则是说以前人们并不看好孔子，“异之”，待他并不好，后来又好了起来。不再“异之”了而是认可了他并给了他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而其“食”的问题，当然也就可以解决了，“由是反鲁”。
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由此可见，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食”；而且即使贵为国君的齐景公本人，亦未能脱俗。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齐景公的一句假设，但问题是，为什么假设偏偏要说到“食”——对一个国君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要算是其国内秩序是否稳定的问题、其统治可否能长治久安的问题以及其职位是否保得住的问题，“食”则无论如何是谈不上的；但事实上，他谈的却是“食”。听到孔子作如是说，景公自然高兴，于是便拟“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这个待遇不低，若在鲁国，大概就相当于地位最高的正卿季氏。“以尼溪田封孔子”做什么？当然是“食”。但后来却由于晏婴的从中作梗，景公改了主意，“奉子以季氏，吾不能”，最终仅仅“以季、孟之间待之”。如何“待之”？由此看来，也还是“食”。
卫灵公问于孔子曰：“居鲁得禄几何？”孔子回答说：“奉粟六万”。于是乎，“卫人亦致粟六万”。而“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粟”，即意味着“食”。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而这显然也是“食”，而且是孔子本人亲口说出来的。同时，孔子曾对弟子颜渊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其意思是说，假如你有足够多的财物的话，那么我就去做你的助手。而这个“财”，当然也意味着“食”。这些个或明或暗的“食”，无疑都是借助于司马迁之笔而为我们留下的有关于孔子在其流亡生活中的故事。既如此，如何不可以说孔子的流亡是出于“谋食”？而且子不曰“事君，敬其事而后食”[4]？而其“所重”不是“民、食、丧、祭”[5]么？——其中的“食”，又是排在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仅次于“民”的“重中之重”。
魏献子曾经说过，“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忧”[6]；而《国语•晋语》上又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7]。由此可见，“食”对于时人（又岂只是时人？）而言，的确是太重要了。既如此，如果说孔子是为“谋食”而颠沛流离、奔走呼号，从《史记》之所记来看，大概亦不无道理；而且若从司马迁所叙述的笔触上看，他似乎也在十分有意地给后人、给《史记》的可能读者们造成这样一种感觉。然而不管怎么说，“谋食”毕竟是民之所欲、人之常情，而为“谋食”而流亡，于情于理，也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子不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8]？而且纵观一部《论语》，孔子亦似乎并不把一个什么“食”字太当一回事，譬如他总是说“君子食无求饱”[9]，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0]，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1]，而且他还曾如此的评价自己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2]，甚至于当子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