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亡：“诗人”/“哲人”

众所周知，孔子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哲人；与此同时，他还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23]。既如此，其中的问题大概就好说了——这是因为，在人们通常的意象里，只有像屈原一样的诗人、像他这样的“诗化哲人”的形象，看上去才会孑然一身、愁容满面，浪迹旷野、行吟泽畔，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直面于眼前苦难的黑暗现实、仰望着头顶浩渺的莽莽苍天，悲悲切切，凄凄惶惶。于是乎，便诗性大发、汪洋恣肆，纵论于古今、求索于上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于是乎，《离骚》、《天问》与《九歌》生焉。

那么孔子本人到底算不算屈原式的诗人或诗化哲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道，在《史记》中，司马迁是将他与屈原、孙武、周文王、左丘明、吕不韦和韩非子放在一起谈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4]。为什么太史公要将此十者论在一起？因为他们“大抵贤圣”，而且“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而能固有着如此气质和天性的贤圣们，则不是诗人，就是哲人；或者说，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哲人——至于普天之下的所有芸芸众生们，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都是这种样子的。要知道，古之贤圣，其作为个体和偶在本身，都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而其存在意义与价值，也是不可多得、不可重复的。

其实，诗人与哲人或者说诗（学）与哲学，本来就是二位一体、不可分离的。在当代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看来，“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25]其中，“哲学没有诗，正像诗没有哲学一样，是不适宜的或无法衡量的。在最终的分析中，哲学与诗并没有争纷”[26]——换句话说，诗即哲学；反之，亦然。试问：在“诗”与“哲学”之间，真的存在着什么区别吗？人们总是要嘲笑那些诗人其实只是“疯子”同时他们也总是要嘲笑那些哲人看似“疯疯颠颠”的样子——好像在他们的眼里，唯有自己，才算作是个“正常人”。然而这一点不是也可以证明，“诗人”与“哲人”或者说“诗”与“哲学”间的共同之处吗？不管怎么说，“诗”与“哲学”之间，总是天然地存在着相同而又与众不同的气质；惟其如此，它们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总是那么的不和于俗，而且总是与广大民众（the mass）之间天然地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并让大多数人感到难以理解或者不可理喻，甚至于最终竟没有人再愿意去接近它们。然而这对它们而言，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看到，当下已有越来越的人已自动在疏远着它们并且已主动放弃了它们；而且即使那些为“活着”而不得不要死抱着它们藉以为自己“饭碗”的知识分子，也已根本不能甚至无法真正走进它们，更不消说是望其项背、观其堂奥了。于是乎他们也便由此而终成为了孔子之所谓的“为此诗者”。然而，孔子不是说过“为此诗者，其知道乎”[27]？其实，孔子的这句话，不过只是个设问，是自问自答、不需要回答的那种；而其意思，则不过是说，“为此诗者”，不知“道”也。此外，在本文看来，他们不仅不知“道”，而且他们似乎一下子便什么都不知道了——不但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从哪里来以及最终又要到哪里去。既如此，则岂不悲乎！

那么作为流亡诗人/哲人的孔子究竟要到哪里去？他本人到底愿不愿意走？对此，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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