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学者，无论汉儒还是宋儒，无一不将“为东周”释为“兴周道于东方”。如何晏《论语集解》有云：“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朱熹《论语集注》亦云：“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然而这种解释，却似乎是说不圆、讲不通的——因为当孔子口出此言之时，周天子则依然乃是当时整个天下的共主；而且为孔子所生活的鲁国亦并非他乡而是谨守周礼、推行周道的伟大典范。故孔子本人似乎便没有必要再去如此固执地坚持和行动。尽管“东周”与“西周”的确可以说是一对相对而言的概念；但若与其片面地将其理解成一对简单而对立的地理名词、时空概念，倒不如说它们是一对个性鲜明的政治思想理念；甚至可以说，是仅仅属于孔子个人性的、心仪已久的一个“理想国”或“乌托邦”。既如此，则恐怕孔子本人便不仅仅需要只梦见周公罢了而且还要从此学周公而亲自“制礼作乐”，并亲手构建起一个有条不紊、持续发展、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了。

至于为什么“卒不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应当说是肯定的：孔子之所谓“东周”，的确有如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在现实的意义上而且从根本上说，总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论语》中“子曰”的一句与此相似的话，要比司马迁的语气更为合适，“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6]我们注意到，尽管孔子的这句话较司马迁之转述过的一句话似乎仅少了三个字，在前后两句看来相似的话之间似乎只存在着“如用我”与“如有用我者”及“其为东周乎”与“吾其为东周乎”之区别，但在实际上，却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其中“如用我”一句显系有所指，即指“以费畔季氏”并“使人召孔子”的“公山不狃”，而且尽管司马迁尝有言曰“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并且似乎孔子本人同时还作了“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这样一句明确表示，“然亦卒不行”——而这倒未必就与“子路不悦，止孔子”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然亦卒不行”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但“如有用我者”一句话中的“有”与“者”，却似乎并无所指，而且更带有着一种推测和假想的意味——而实际上似乎在说，这种“者”其实却是没有、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存在的——而事实亦正如此。同样道理：“其为东周乎”一句话中的这个“其”，显然同“者”一样，是个代词，而且很显然是指“公山不狃以费畔”中的“费”这个小邑——其意思似乎在说，孔子希望它从此而能发展成为“东周”；然而，“吾其为东周”一句话中的“其”，则显然是个副词，其意思则是说，我（孔子）将使“之”（宾语缺省）发展成为“东周”——至少其中这个被缺省了的宾语“之”，因与“如有用我者”的“者”正相对应，因此也同样是不确定的。既然这个“者”实际上并没有或者不存在，那么这个被缺省了的宾语“之”，相应地也便不复存在了。盖正惟如此，司马迁才要在这段话中穿插进“子路不悦，止孔子”这样一段小小的插曲，并且还要在最后追加上一句“然亦卒不行”这样一个不言而喻、不证自明而且完全可以想见得到的基本结局。由此可见，如果说孔子的流亡是为了“谋道”这样一个结论，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一理据看起来是既无端、单薄而又荒唐、无谓的。

其实“道”之难言，即早已令老子、孔子等古圣先贤们求索不尽、浩叹不已，更不必说这个“一”。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7]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8]；甚至于，他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9]——为了这个“道”，他甚至想不活了；而且还是如果早上闻知了这个“道”的话，那么到了晚上，自己就可以不活了。既如此，业已沦入流亡生活中的孔子，是不可能再为这个“难言”、“难闻”的“道”再去四处奔波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本人“已闻”、“已知”了这个“道”的话，那么他恐怕就不想活了；既如此，那么他还用得着那样去不停地流亡、奔波么？为了这个不可闻、不可言、不可知与不可得的“道”而奔走，这可能么？而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有什么意义？或“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又怎么样？这个“命”又是什么？它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一道基本边界；或者用庄子的话说，它是人之所谓“大戒”[20]，正像人的“大限”或者“死期”一样，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可以从容地把握，正如子曰“未知生，焉知死？”[2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