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流亡：“政治哲人”

孔子的流亡生活到底是何年才结束的？据《孔子世家》载，“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与此同时，《左传•哀公十一年》亦载，“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由此可见，孔子返于鲁并从此结束其流亡生涯正是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而这时候的孔子，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这个年龄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8]的时候。于是乎，太史公就此写道：“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然而无独有偶，就在此后的近一百年（公元前393年），正当西方大哲苏格拉底七十岁的时候，却被雅典500人的大陪审团高票通过，认为他有罪，并被判处为死刑——当然，他本可以轻易争得无罪并获得开释的，而且他的弟子门徒们也在极力为其辩护，帮助他这样做[39]，但他自己却不愿这样做，而是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死。于是乎，“苏格拉底之死”，由此便成为西方哲学研究中典型、重大而紧要的问题。

与“苏格拉底之死”及亚里士多德之活或流亡相比，柏拉图本人则既没有死，也没有流亡，但他却在为自己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之中、为“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哲学的问题思考了整整一生。于是乎，阿里斯托芬笔下的那个“诗人/哲人”的苏格拉底便在他的手上彻底转变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诗学/哲学”的问题同时也转变为“政治哲学”的问题——即哲人与城邦/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苏格拉底的转变”——即由“哲学”而“政治哲学”或者由“哲人”而“政治哲人”这一根本转变，是通过他的死并借助于柏拉图的思考才最终得以完成的。而这也正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价值与意义之所在——但问题却是，这一代价也太大了；也许正惟如此，它才可能让柏拉图为此而思考了整整一生。其实，众所周知，柏拉图并没有自己的著述而有的只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说；同时，苏格拉底本人其实也并没有说什么了而只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说。同样道理，《孔子世家》的“孔子曰”甚至《论语》中的“子曰”或“孔子曰”，其实也只是司马迁本人或仲尼弟子们在说，而孔子本人，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说。至于孔子之所谓“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用朱熹的话说，“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40]——而这大概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经解或解经式的“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书写方式吧？而这一点，当代美国著名的“施特劳斯学派”（straussnism）却管它具体叫做“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和“显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并且更将其称之为一种“写作艺术”（Art of writing）、一种古老的写作艺术，一种仅仅属于那些古典政治哲人但却早已被我们今天所忘记和缺失的书写艺术。

为什么这种写作艺术是必须的？施特劳斯曾在其所著《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Art of Writing）中指出，古典哲人们往往是“王者师”、是国君的朋友——他们总能与统治者们和睦相处的，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去造反、去颠覆统治者的政权。因此他们对当局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怕的只是“民众”或者说是“人民”。别忘了哲人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了——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最重要也最本真的问题。由写作而给哲人们带来的或死或流亡的诸多迫害来自于“人民”而不是国君——而且也只有“人民”才看书，才可能去看他们本不该看甚至也看不懂的哲人的书，而国君们往往是不看什么书的——不管它是谁写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1]——其中的道理，正在于此。因此哲人们的写作才需要“隐微”，才需要“微言大义”，才需要“隐微写作”与“显白写作”。否则，若哲人不言，正如子贡之所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42]？若有言，亦如康有为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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