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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2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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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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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西水坡45号墓反映了两大天文观测及历法系统之内涵，一是立杆测影制订太阳历，二是观测北斗、四陆星象制订参、火历法。冯时先生对此亦作了反复说明，他认为“墓中以胫骨取代蚌壳表现斗杓，显示了测影与北斗授时的统一关系”（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45号墓中的北斗形象完美地体现了这两种计时法的精蕴”、“45号墓的斗杓形象特意选用人骨来安排，意图正在体现古人斗建授时与测度晷影的综合关系，它是先民创造出利用太阳和北斗决定时间的方法的结果”、“西水坡蚌塑星图的设计，体现了先民们以恒星授时并与测度晷影结合的深刻寓意。事实上，在古人的授时活动中，这种将二者结合的做法似乎很普遍，阿拉伯二十八宿体系中的斗宿称为A1—baldah，意即‘日短至’，也就是冬至，这与西水坡蚌塑星图以北斗与分日结合的寓意相同，看来在统一恒星观测与测度日影的做法上，古人有着共同的理解”（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281页、286页）。所谓“斗建授时”，它与二十八宿天文学体系，与参、火授时是互相关联的一个天文观测和授时系统：“春分黄昏时斗杓东指，引导人们观测大火星的东升，秋分黄昏时斗杓西指，斗魁东指，指示人们观测参星的东升”，而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虎图及北斗塑象，“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述，作为北斗斗杓的两根胫骨指向东方的龙星之角（杓携龙角），蚌塑三角形斗魁位指西方的虎星之首（魁枕参首），方位密合”（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282页、286页）。所以我们说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内容可以概括为立杆测影制订太阳历与星象观测制订星历两个系统，二者可以各自独立但古人又常常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在西水坡45号墓，这两个系统是被结构为一个整体的：“天圆地方”的墓穴形制以及墓穴南部圆弧部分所显示的“最原始的盖图”，殉人所象征的“分至四神”，它们与太阳视运动观测有关，而蚌塑龙虎则代表东、西二宫星象；两根胫骨与一堆蚌壳构成的北斗图形，前者象征立杆测影而后者表示星象观测。
我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据文献资料，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我国已行用阴阳合历；也有人认为，我国自夏朝以来皆行用阴阳合历，《夏小正》即是十二月阴阳合历。自198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者相继发现和论证我国远古时代还行用过十月太阳历和火历。刘尧汉、陈久金、卢央、阿苏大岭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报道他们在四川大凉山、云南小凉山彝族地区调查发现、发掘十月太阳历的情况，论述十月太阳历在古代的存在。陈久金等学者还认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而十月太阳历的创制则“大约是从伏羲时代至夏代这段时期内形成的。这种历法一旦创立，便在夏羌族中间牢固地扎下了根，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它是世界历法史上创制时间最早的历法之一，是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历法。无疑，它在天文学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第4期；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合著《彝族天文学史》23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庞朴、郑慧生等学者则认为古人还创制和行用过以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之心宿（俗称大火星）为授时星象的历法即火历，这是一种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历法，古代文献中的“火正”即司职火历。自1978年始，庞朴先生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这种久已湮失的历法（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庞朴《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庞朴《火历钩沉——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田合禄、田峰先生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十月太阳历和火历这两种历史上湮失已久的历法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认为它们与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相关，而且商代和楚人都行用过火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竺可桢在1940年代曾经对二十八宿的起源年代作过推算，认为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会合的最佳年代当为前4500年—前2400年，由于没有文献支持，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犹疑不决（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当代中国的考古发掘已经获得极为丰富的材料，其中包括大量史前时期与天文历法有关的材料，特别是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发掘和研究，使我国新石器时代古天文历法的发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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