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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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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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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子，世谓为八神"。这些资料常被学者引用以证帝俊、帝喾为太阳神，其实不然。生日之羲和、生月之常羲以及梦吞日者乃帝俊之妻、帝喾之妃，并非帝俊或帝喾。古史传说中的兄弟关系如炎、黄，父子及祖孙关系如黄帝、昌意、颛顼等皆为部落或族群关系，所以帝俊之妻羲和、常羲，帝喾之妃与帝俊、帝喾之间的关系亦当是部落或族群之间的关系，亦即族群联姻关系，犹如生黄帝、炎帝的少典和有蟜氏。故这些神话和传说资料其实不证明帝俊、帝喾为太阳神、月亮神，它们只不过可能说明与帝俊、常喾部落联姻的族群中有长于太阳观测和月亮观测的族群。可能被安排为专门负责日、月之观测，犹如帝喾有火正祝融，高辛氏有阏伯，实沈二子一样。"常羲生月十有二"当是指十二月历法，而羲和"生十日"则应指十月太阳历。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北斗七星及北斗图斗杓、斗魁分别指向表示十二月历法的12个圆纹和表示十月太阳历的10个圆纹，正与帝俊之妻"生月十有二"、"生十日"神话吻合，而且这种吻合具唯一性，恰好可证鲁东南大汶口文化为帝俊文化（"生月十有二"神话编入《大荒西经》可能与古人的阴阳观念有关，即日东月西，并不证明帝俊在西方），而帝俊文化对天文历法的最高崇拜当是陶尊刻符中央的北斗七星、北斗图象，北斗又与心宿三星配合授时，表现即鲁东南、皖北所出大口尊上的"日火"或"日火山"刻纹以及鸟形器陶鬶。莒县陵阳河这件陶尊刻符与皖北尉迟寺所出鸟形"神器"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俱证豫东、鲁西南、皖北、鲁东南大汶口文化为帝俊、帝喾、高辛氏文化。推测皖北、鲁东南大汶口文化应是帝俊神话的来源，而河南境内与之相关的大汶口文化及那个时代即为古史体系中的帝喾高辛氏，因为后者在正统历史中居"帝位"，当踞于中原地区。帝喾"邑于高辛"、"居亳"即能说明问题。
《楚帛书》说"日月 生"也不证明帝俊是太阳神，因为《楚帛书》创世章并非讲楚人族源和祖先历史，而是借伏羲、女娲及四子（分至四神）、炎帝、共工、祝融、帝俊及禹、契十二位天神解释宇宙世界的来源。相反，《楚帛书》说"日月 生"恰恰是贬日月、抬高帝俊的地位。帝俊为创世之神、至上天神，当与屈原《楚辞》"东皇太一"等同，即为北斗、北极星神（参见第1项证据或理由）。《淮南子•精神训》说"日中有踆乌"，高诱注曰："踆，犹蹲也，谓三足鸟。踆同逡。"《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大人踆其上"，郭璞注为："踆，或作俊，皆古蹲字。"冯时先生既言"踆同 ，即帝俊本名"，又以帝俊为"极星"天神（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45-46页），则帝俊兼有蹲鸟（尉迟寺鸟形神器顶部之鸟象）与极星二义，正是心宿三星与北斗、北极星崇拜二者合义，此与皖北、鲁东南大汶口文化崇拜北斗、大火吻合。古人以"踆乌"、三足乌为日中之乌、阳乌当是误读史前时代传下来如庙底沟类型那种"三足乌"彩陶图象所致（庙底沟类型彩陶"三足乌"图象非太阳鸟，而是心宿三星之物象，前面已经分析。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学者认为帝鸿即黄帝，如从此说，则帝俊当远在黄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前。此条资料与其他帝俊神话及整个古史体系相违，到底有何含义以及如何产生，尚待深入研究。《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乃周人始祖，笔者认为帝俊并非周人祖先，"帝俊生后稷"当与周人出于政治原因编造祖先历史有关，其说详后。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40项证据或理由
栾丰实先生依据古代有关太昊的文献资料作出三条总结：1、太昊不是某一具体人物的名称，应是具有密切关系的若干部族的联合体，可称之为太昊系部族。其时代早于颛顼、尧、舜等，而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属于传说时代的偏早时期。2、太昊被后世尊为东方之帝，表明其事迹和活动区域与东方有关。3、太昊的传说及其后裔小国分布的地域主要在豫东、鲁西南、皖北及其周围地区，在蒙山一带也有踪迹。同时他也认为太昊与少昊一样都是崇拜鸟的东夷部族，而皖北、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的"日火"或"日火山"纹即太昊之"昊"，所以豫东、鲁西南、皖北大汶口文化为太昊文化（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以下简称《研究》）。笔者认为，此说在太昊的年代、地望、文化特性上均有所疏漏，以下提出来供商榷。
《研究》列举先秦时期关于太昊的资料，有如下几条：
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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