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6-40） |
 |
时间：2009-7-24 13:55:00 来源：不详
|
|
|
族系的人们”（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所以少昊的年代跨越北辛文化至岳石文化。但从古人编排古史体系的角度看，少昊主要是指前4300年至前3500年即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段，或者年代可以再早一点，从贾湖类型晚期因素在北辛文化中出现时开始。当然，太昊的时空范围也就是贾湖类型的时空范围，年代可界定为前7000年——前5500年。
最后，我们顺便解释一下《礼记•祭法》、《国语•鲁语上》关于虞、夏、商、周祭祀祖先及《世本》、《史记》关于帝喾四妃、后裔之相关问题（文献已如上引）：
商人祖先舜、帝喾主要活动于豫东、皖北、鲁西南，二者大体上对应于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所以帝喾也是有虞氏（舜）的祖先，且它们的主源都是东夷文化。山西南部的陶寺类型（尧）年代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接，同时也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王守春先生认为尧部落、尧都系从山东西部定陶迁移至山西南部（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虽不必视为定论，但陶寺类型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即使没有族源关系，古人编排古史体系视尧为帝喾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周人姬姓，其老祖母姜嫄姜姓，所以周人是炎、黄之后。我以为周人认帝喾为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是伪造的一个假祖宗。因为帝喾为商人祖先，在商周时有显赫的地位，周人就将自己的老祖母姜嫄说成是帝喾的元妃，将商人的老祖母简狄说成是帝喾的次妃，以示自己更加正统，有理由推翻商朝取而代之。王红旗先生认为《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为大禹时代作品，《海外四经》为夏代作品，《大荒四经》为商代作品，《海内五经》为周代作品（王红旗著《追寻远古的信息》19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我认为这种认识大体不差，即《山海经》的基本材料、信息是夏、商、周时期的，成书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帝喾”在《山海经》中凡三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海内北经》各一见，而"帝俊"之称全部出现在《大荒四经》中，这既证王红旗先生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帝喾在夏代尚未成为显赫的大神，其显赫地位是在商代形成的，而到了周代其地位又降了下来。可证周人”禘喾”只是一个幌子。史载“武王 齿，是谓刚强承命诛害，以顺天心”（《太平御览》卷八十四）更是一个幌子，因为大汶口文化的凿齿习俗在成年期即20岁左右，武王幼时不凿齿，怎么临到讨伐纣王时才来凿齿呢？且凿齿习俗并不见于整个周王室及上层。所以"武王 齿"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矫情，反证其并非帝喾后裔。袁轲先生在注《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榖”时说：“后稷本西方民族所奉祀之农神，而又附会于东方民族神话中，故言‘帝俊生’也。实则后稷之生，与俊、喾俱无关系，乃出于原始母权制社会时期'民知有母而不知父‘之’感天而生'之神话也……‘姜原为帝喾元妃’一语为神话牵合于历史不可信"（袁轲《山海经校注》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韩建业先生则指出，先周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晋中龙山前期的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其南下临汾盆地形成陶寺晚期类型，后西北向融入早期朱开沟文化，不久南移泾河上游南部形成碾子坡类遗存，殷墟三期时该文化南进周原形成壹家堡三期类遗存，最终融合土著的郑家坡文化而形成晚期先周文化（韩建业《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从考古学上证实帝喾以及东夷文化不是周人的祖先。周人“禘喾”，不惜篡改历史、认帝喾为祖先，正说明帝喾在商周时期影响之大，佐证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为帝喾而非太昊。
《世本》和《史记》说挚为帝喾下妃所生，我认为也有可能为古人所编造。按袁轲先生说，帝挚即少昊，少昊年代早于帝喾乃帝喾祖先，怎么反而成了帝喾的儿子呢？或者帝挚指的是少昊的后裔，年代与尧相当之时段。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