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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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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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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陈先生所论隋唐制度渊源，包括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端，一般认为最足以代表西魏、北周制度而为隋唐所继承的府兵制，陈先生亦认为自平齐以后，由于受北齐制度影响，府兵制开始发生变化，即由“鲜卑兵制”转变为“华夏兵制”，至隋文帝时完成转变[5]。我们知道，十六国北朝时期，直到北周武帝“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基本上是胡人当兵，汉人务农、胡汉分治、兵农分离的格局。就普遍征发汉族人民当兵这一点而言，北周武帝时，至迟隋文帝开皇十年以后的府兵制，虽与南朝后期由世袭兵制转向募兵制的发展倾向不同，但汉人普遍服兵役（“夏人半为兵”），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仍标志着北朝兵制中民族统治色彩和部落兵遗迹的革除[6]。总之，东晋南朝的典章制度，也就是魏、西晋以后南迁并发展于江左的汉族传统的制度文物，在隋唐制度的渊源中，居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据万绳楠先生所整理之《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先生曾论及隋唐间南朝佛典和佛教新义的北输。《续高僧传》卷一六《僧实传》载，西魏破江陵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象至京”，正是由于南方经典大量北输，使僧实得通南朝佛教新义。同书卷一一《吉藏传》称嘉祥大师吉藏于陈隋之际，乘乱大收经卷，“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其后吉藏被隋炀帝（时为晋王，以扬州总管镇江都）延居江都惠日寺，复随入长安住日严寺，他所洮简的那些南朝精本自当随之入北。杨广坐镇江都时，曾下令所属军队“随方收集”佛经，又命学士高僧整理，凡四藏近十万轴，其后大都输入北方[7]。 当时杨广还在江都广延名僧，后亦随入长安，其中不少本是北人，因北周武帝灭佛避难南来，受学于南方，陈亡入关，遂能融会南北异说[8]。陈寅恪先生还谈到南胡切韵的北传。据《切韵》陆法言序文，其书之成，起因于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聚会于法言家，对南北诸家音韵古今字书，论难质疑，抉择是非，而后由法言根据讨论的记录执笔写定。决定原则的刘臻等八人俱为江左及关东儒学文艺之士，而其中“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即主要取决于颜、萧二人。颜外史（之推）为江左侨姓高门，萧国子（该）为梁武帝从孙，他们据以取舍的标准自是南朝士族所保持的永嘉以前的洛阳旧音，即所谓“洛生咏”，从《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可见，颜之推一向就认为建邺士族所操的洛阳语音为最上[9]。 不徒音韵，文字上也是以南学为宗。唐初修撰《五经正义》，经书文字定本即出于颜师古。《旧唐书·颜师古传》称太宗以经籍“文字讹谬”，命师古于秘书省考定，贞观七年（公元633年）， 正式“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师古为颜之推孙，本传称“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皮锡瑞根据《颜氏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认为“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其说甚是。皮氏还认为，“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亦是南学”[10]。《旧唐书·陆德明传》称唐太宗对陆德明其人其学至为欣赏，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教授中山王承乾，“后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米帛二百段。”
至于文学艺术方面，早自孝文帝迁洛以后，江左文风即为北方所崇尚。魏、齐间最负盛名的魏收、邢邵，即分别摹仿梁朝的任昉、沈约。西魏破江陵后，以梁末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南方文体，风靡北方文坛，史称从“朝廷之人”，到“闾阎之士”，竞相效习，“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渤、溟”。入隋后一如北周，流行的依然是被指斥为“轻薄”、“浮华”的南朝后期文体。《大业拾遗记》称，隋废后梁、平陈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这些北迁的文士中，不少人受到隋唐两朝君王的优遇。唐代前期，“文章承徐、庾遗风，天下祖尚”，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是“江左余风”的代表人物，他们“絺句绘章，揣合低昂”，以摹仿南朝文体而蜚声文坛，也因“轻薄为文”受到后人批评[11]。
最关治体而备受统治者重视的经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周易》、《尚书》、《左传》三经，隋唐间，都是流传于南方的魏晋新经注即南学时兴，流传于北方的郑学即北学衰微。至唐初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于以上三经皆舍北从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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