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上最大的变化是盛唐诗歌的空前繁荣和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盛唐诗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堪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若论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乐观昂扬的基调和理想主义的风貌，融冶汉魏风骨与南朝文采为一炉，亦即清人吴乔《围炉诗话》所概括的：“谱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28]最近袁行霈先生撰文认为，在艺术上，“性情和声色的统一。是盛唐诗歌超出于前代而又使后代不可企及的关键所在。”并认为就声色而言，在南朝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唐代诗人正是以南朝的声色为基础，融入诗人的性情，从而构成意蕴丰富的意象，蔚为盛唐之音[29]。
　　《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序称唐代文章有三变。唐初：沿江左余风，以王杨（卢骆）为代表。至玄宗时文风始变，“崇雅黜浮，气益雄浑”，以张说、苏庭为代表。但燕、许虽“气益雄浑”，仍是骈骊文体，未出南朝余风窠臼。其第三变即指中唐的古文运动。以韩、柳为中心的古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摆脱了江左余风的影响，是对北朝以来一味追随南朝文学的反响。古文运动的渊源，或者说改革南朝文体的呼声，可以追溯到西魏的苏绰和隋代的李谔，实际上也可以追溯到南朝。梁裴子野《雕虫论》有云：“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摒落六艺，吟咏情性。”[30]余不赘引。若以之对照李谔上书以及唐人反对进士科文体浮华的议论，如出一辙。实际上声色和性情的融合或者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汉唐间诗歌以及文体发展的大势所趋。唐代文学的变化，是汉魏南北朝以来文学的必然发展。由于南北朝以来文学的主流和中心在南朝，唐代文学的变化以南朝为起点，在南朝基础上发展，因而更多地体现出南朝化倾向。
　　（三）唐代的变化，诸如职官制度中使职差遣制的产生与三省六部制的破坏，即不渊源于南北朝，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变化。
　　临时差遣的使职，应该说无代无之。但唐代的使职差遣官，实际上已是固定的官职；而且不是出现于个别部门，带有普遍性。据陈仲安师研究[31]，唐代使职差遣制发展、形成于玄宗时代，定型于安史之乱以后。至唐中叶形成几个重要的使职系统：其一是宰相制度的使职化，中唐后分割中书出令权的翰林学士也是使职；其二是以节度、观察使为中心的地方军政制度中的使职系统；其三是以盐铁转运、度支、户部三司使为中心的财政部门的使职系统；其四是以神策护军中尉为首的监军使、以枢密使为首的内诸司使等由宦官充任的使职系统。
　　节度使是适应唐代新的边境形势而出现的。唐代边境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族，与各族的分布相应，漫长的邻接地带上不同地区各自有主要的防御对象。高宗以后为了明确防御责任，并在较大地区内有统一的指挥，遂将此前分散而临时的军镇改变为集中的常设的大军区，将过去临时统帅远征（镇）的行军大总管改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这些长官起初名号不一，在开元中一律称为节度使。过去诸军镇中征发的定期番代的府兵、兵募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一律改为召募的长征（镇）健儿。这是唐代军事制度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唐初普遍征发制以及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格局，影响极为深远。这样一个变化，虽说是起因于新的边境形势，却是以募兵制为基础的，变征为募，则如上所述，与南朝兵制的演变倾向相同[32]。
　　军事制度的变化导致军费巨增，进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开元初军费开支约二百万贯，天宝末增至一千五百万贯左右[33]。官俸及宫廷开支也成倍增加。这不是作为传统“正税”的租庸调所能保证的，况且租庸调制日益破坏。改革财政，开辟新的财源，在玄宗时代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也不是唐初以来主管财政和户部诸司所能胜任的，于是皇帝特任专使，兴利聚财。最先“以言利得幸”的是宇文融，他正是“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融本官监察御史，受任为覆田劝农使、勾当租庸地税使。步其后尘者先后有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史称“各以  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煊赫”[34]。李肇《国史补》称唐代使职差遣官“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十分符合财政系统三司使的产生、发展过程。玄宗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日益转向以资产为宗的地税、户税，日益依赖东南漕运，各类商税特别是盐利，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与之相应的，则是逐渐形成的三司使最后取代户部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机关。在中唐的财政转变中，诸如税法的改革，商税的增重，对东南漕运的依赖，都可以看到南朝化的倾向。
　　使职由皇帝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由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