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为众所周知。可以说，隋唐间文学、经注、音韵、文字学以及书法等，均是“江左余风”的一统天下。
上述可见，前承西魏、北周而重新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其制度、文化虽说是兼采南北，融汇胡汉，实际上仍以东晋南朝的因素为主。东晋南朝的制度、文化，也就是永嘉乱后播迁江左并在当地发展、演变的汉魏西晋的制度、文化，或者说传统的华夏文化。这种意义上的“南朝化”，我们可以追溯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众所周知，十六国北朝诸少数族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文化，任用高门士族，与汉族封建统治势力合作，其中尤以孝文帝改革成效最著，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汉文化的中心在南方，孝文帝厉行汉化，通过北来的南朝人士刘芳、王肃而大量采用东晋南朝的文物制度，前贤所论已详。魏末动乱东西分立，东魏北齐政权承孝文迁洛、汉化之后，多沿袭北魏后期制度。西魏北周远托周官，新创体制，也不过是“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12]。从总体来说，东、西魏分立后两个对立的政权仍然继续着北魏特别是孝文帝以来的汉化进程——尽管其间充满着起伏和曲折。我们看到高欢、宇文泰诸子都有相当的汉文化修养。北齐诸王多娶山东高门女，一如当年北魏孝文帝为诸弟婚配。宇文泰诸子“雅好文学”，对徐、庾为代表的江左文风极为欣赏，并身体力行[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敌对的南朝才仍被北方视为“衣冠礼乐”所在。
十六国北朝倚仗骁勇善战的骑兵部分，在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东晋南朝则凭借周秦以来的文化传统，在经济、政治制度、特别是学术文化上，居有优越的地位。但在前近代社会，军事强权，诉诸武力，总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况且直到唐前期，南方经济尽管开发显著，但全国经济重心尚在北方，如果承平发展，北方经济的雄厚实力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就国家控制的作为基本赋役对象的在编户口，也是北朝远远过于南朝。因此在南北朝后期，就经济、军事实力或者说综合国力而言，显然是北胜于南。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南并于北，应该说是势所必至。但在制度、文化上却与之相反。皮锡瑞《经学历史》七“经学统一时代”有云：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皮锡瑞说的是经学。实际上不独经学，如前所述，制度、文化领域大体是南方统一北方。
制度、文化的北并于南，不像军事征服那样激烈，而是一个渐进的、渗透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北魏太和中，曾遣使臣到南齐求齐国的“副书”。《南齐书·王融传》记此事云：
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臣侧闻佥议，疑给虏书，如臣愚情，切有未喻。……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当时北魏尚未迁洛，王肃亦未南奔，正在锐力推行汉化的孝文帝极需了解南朝的文物，北魏向南齐求“副书”，正是想借以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的最新发展。王融在上引奏疏中，称北魏使求书是“稽颡郊门，问礼求乐”，虽对北魏意有贬抑，却也符合事实。王融在上疏中认为，通过赐书北魏，使“经典远被，诗史北流”，进行文化渗透，可不费一兵一卒，而收统一北方之效。他的想法显然书生气太浓，或许对文化的功效估计过高，但在北方民族融合和南北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因素也的确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汉化改革著称的北魏孝文帝，其所以能厉行汉化，主动汲取南朝的制度文物，与他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不无关系[14]。值得注意的是，永嘉乱后北方玄学几成绝响，孝文帝却儒、玄、释兼综并通，而且“才藻富赡”，“锐情文学”[15]，当是受到南朝学风的影响。上面提到的王融颇有文名，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作有《曲水诗序》，以“文藻富丽”见称当时。 永明十一年，王融以主客接见北魏使节房景高、宋弁，房、宋两人都说到王融的《典水诗序》在北方评价极高。可见北方文士密切注视着南方文坛的动向。实际上在南北朝时，南朝著名文人的作品和文集往往很快传到北方，为北人所诵习、摹仿，魏收、邢邵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人文集中作贼的故事为人所熟知。
也正是由于南方先进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力图维护汉魏以来传统的北方世家大族的存在，十六国北朝的少数族统治者都不得不按照汉族传统形式建立和改造自己的政权，用汉文典籍教育自己的子弟。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本以文化为分野，而不以血统为依归。承北朝之后出现的统一的隋唐帝国，就其皇室和统治核心即所谓“关陇集团”的族属而言，北族血统仍占有一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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