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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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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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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宣布废除均田制，但承认现实土地关系的新税制既然出现，均田制便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均田制原是北魏早期代京一带计口授田制的推广，能够得到推广和维持，是有特殊历史条件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永嘉乱后各族政权的更迭和战乱，使北方人民成批迁徙到江南及东北、凉州等地，尚在北方的各族人民也常常被强制迁徙，从而大批土地荒芜，旧有的土地关系不复存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非常混乱和不稳定。北魏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实行均田。其次，北魏均田之初，掌握政权的拓跋贵族和中原的土地很少发生关系，他们多是畜牧封建主，其经济基础主要在代京。其三，北魏商品经济相对落后，而北魏田令中土地买卖的限制亦相当严格。以上诸种条件不仅在南朝根本不具备，就是在北魏以后的北朝诸朝，这些条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及至唐朝的玄宗时代，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承平发展，社会经济持续上升，隋唐之际长期战乱所形成的地广人稀的“宽乡”，已被日益增殖的民户布满。天宝末在籍人户较贞观年间净增两倍，政府手中掌握的土地早以不足受授，而大土地所有制却在急遽发展。唐代田令中关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远比前代宽松，随着玄宗时代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繁重的兵役、力役的压迫，均田民手中远比田令规定为少的一点土地，主要通过土地交易被大量兼并。开元二十三年“禁买卖口分永业田诏”、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都谈到这种现象是“因循亦久”，“远近皆然”。当时朝廷采取承认现实，“务使弘通”，不惜改弃田令的态度，实际上等于公开承认均田制的失效。两税法不过是这一既存事实在税制上的反映而已，从此政府无意干预大土地所有的发展。这一变化的方向，正与东晋南朝继承魏晋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从未试行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历史倾向相衔接[21]。
与均田制的崩坏相应的，是作为国家编户的均田小农大量逃亡，成为地主庄田上的租佃者，这又与南朝大量困于赋役的逃亡农民投附于封建田园相类似。同样与均田制的崩坏紧密相联的，还有玄宗时代与庄田制发展、大批自耕农客户化相应的募兵制的推行，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相应的商税的征收与增重，力役制度中纳资与和雇的推广等。如《三论》所述，这些变化都体现出明显的南朝化倾向。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七“财政”章称：“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他认为，南北朝经济财政之最大不同点在于，“北朝政府保有广大之国有之土地。此盖承永嘉以后，屡经变乱，人民死亡流散所致。故北朝可以有均给民田之制，而南朝无之也。南朝人民所经丧乱之惨酷不及北朝之甚，故社会经济情形比较北朝为进步，而其国家财政制度亦因之与北朝有所不同，即较为进步是也”。陈先生所谓南朝比较进步，是指“其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即商税，而北朝“唯受谷帛之输”，即以租调为主。“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现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所谓新财政制度，是指江南租粟折布交纳，即折租布。南朝户租已可折钱或折布交纳，故陈先生谓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令关于江南折租布的规定为“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者也”。
陈寅恪先生通过对唐代江南折租布的考释，揭示出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这一重要命题，进而推原其根由在于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显示出惊人的史识。在北朝隋唐时期为恢复战乱破坏的北方农业生产发挥过显著作用的均田制，终于彻底破坏，一去不复返，即是为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所扬弃。两税法颁行不久，陆贽即上疏陈述两税之弊，认为两税法导致土地兼并“无复畔限”。宋人更指斥杨炎是破坏传统田制的“千古罪人”。实际上这是倒因为果。在均田制全面崩坏的玄宗时代，朝廷曾采取各种手段维护均田制，多次修订、重申以至重颁均田令，招携逃户，抑止兼并，将部分官庄、职田、屯田、检括没官田等国有土地分给贫下欠田丁及逃还百姓，以稳定均田小农阶层。但尽管“频有处分”，却仍感“未有长策”，政府不得不转而改革税制，改革兵制。可见唐代土地、赋税、军事制度中带有南朝化倾向的变化，并不是当政者有意取法南朝旧制，或“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恰恰相反，统治者总是力图维护现存在的制度，只是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社会背景的客观变化，迫使统治者采取相应的对策[22]。唐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及其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表明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突破北朝的局限而上接南朝。
（二）唐代选举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科举制，特别是其中的进士科，在选举上具有优越的地位，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权逐渐为进士科所取代。我们知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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