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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时间:2009-7-24 13:55:12  来源:不详
重。但就隋唐国家的体制文物,统治阶层的文化面貌,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政权。在这种意义上,隋唐间制度、文化的“南朝化”,正是实现了王融当年的理想。
  东晋南朝先进制度、文化的北渐,是一个渐进同时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北魏前期大臣崔浩,辅佐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功劳卓著,晚年不得其死。关于崔浩得罪缘由,因史载缺略,从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有认为崔浩企图叛逃刘宋谋泄被诛的,也有认为他想“整齐人伦、分明姓族”即推行门阀制度而获罪的。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崔浩既无叛北投南之理,“如确因反叛被诛,魏史亦无庸为之隐讳”[16]。但崔浩作为北方大族,企羡并试图摹仿东晋南朝盛行的门阀制度,由之而得罪鲜卑勋贵,则是可以理解的罪因之一。王慧龙北奔后,崔浩弟恬“闻慧龙(太原)王氏子,以女妻之”,后崔浩见慧龙鼻大,称其确为王氏“贵种”,而且“数向诸公称其美”,以至拓跋贵族长孙嵩向太武帝告状,说崔浩“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17],可见一斑。即使是孝文帝亲自主持的汉化改革,如所周知,也曾遭到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
  北朝末期以至隋唐之际,面对南朝文体风靡北方文坛,统治者曾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据《周书·苏绰传》,宇文泰因文章浮华,“欲革其弊”,命苏绰撰写了一篇模仿《尚书》典诰文体的《大诰》,以供群臣效法。而据《隋书》《文学传》序、《李谔传》,文帝初曾“普诏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若词藻浮华将绳之以法。一时间“宪台执法,屡飞霜简”,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即因“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唐初反对江左轻薄文风的呼声仍然很高。《梁书》卷六本纪末及《陈书》卷六本纪末史臣(魏征)论,《周书》卷四一《庾信传》末史臣(令狐德棻)论,皆极诋江左文风有害治道。《通典》卷一七《选杂议论》中记载贞观末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以“文体轻艳”,将文才极高、“声振京邑”的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黜落不取,以致满朝哗然。
  然而,行政的干预或许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根本逆转“江左余风”的流行。宇文泰命苏绰模仿典诰文体,而他的儿子们却好尚南朝文学,效庾信体。隋文帝下诏禁文体浮华,而其长子杨勇“解作词赋”,令人注《庾信集》;次子杨广即隋炀帝,更以尊崇江南文化著称,他“善属文”,为庾信体,又广致江南文士为宾友。号为千古名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企慕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诗文效徐、庾体。值得注意的是,隋李谔上疏痛诋江左文体,以至说庾信为词赋罪人;魏征、令狐德棻在“史臣论”中指斥梁、陈文学误国害政;但今日读他们的诗文、史论,依然是排偶对句,词多华饰[18]。
  皮锡瑞称隋唐间经学统一于南学,虽北人亦改习南学,“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唐长孺教授也曾指出,“唐初人习用南朝骈骊文格调,这不一定是有意蹈袭,而是习之读之甚熟,随之唾口而出,这就是一代文风”[19]。我们看到自西魏以来,尽管不断有人谴责江左文体轻薄,甚至朝廷下诏禁绝,“江左余风”仍是隋唐间文学的主流,甚至反对者自己也不能摆脱其影响。而且唐代前期代表江左文风的作家,几乎都是北人,有如隋代著称的经学大师刘焯、刘炫均是北人,在经注上却弃北从南。这些都表明,十六国以来北方内入诸少数族的汉化进程,民族融合的进程,南北统一的进程,在南北朝后期已大体完成。军事、政治上,虽然直到隋开皇九年灭陈,南北方归一统,但在文化上,南北早已认同。  
  总上所述,可知隋唐间礼、乐、刑、政诸制度,以及经学、文学、音韵、文字、书法艺术等,主要取资于东晋南朝。东晋南朝的制度、文化,即是永嘉乱后流播于江左并在当地演变发展的传统华夏文化,其远承周秦两汉,近接三国西晋。隋唐间制度、文化中南朝因素占据重要地位,乃是十六国北朝内入诸少数民族汉化进程和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南朝制度、文化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三、唐代的变化与南朝化倾向

  隋唐间制度、文化的构成虽以东晋南朝的因素为主,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制度或属于北朝遗产,或同时萌芽于南北朝后期。另有一些制度,则既不渊源于南朝,也不渊源于北朝,而是在唐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变化。然而,在唐代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中,南朝化的倾向仍十分明显。不过它在不同的方面表现不尽相同。下面在《三论》的基础上,分几个方面略作阐述。
  (一)在社会经济方面,唐初继承北朝推行均田制,直到玄宗时代,或者说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颁行, 均田制在法令上仍是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形式。唐代大抵自武后以降,均田制逐渐崩坏。玄宗时几次修订田令,实际上已是具文:“虽有此制,开元之际,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20]两税制不过是与均田制崩溃、大土地所有发展相适应的新兴税制而已。唐代虽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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