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50

60

80

100

赎

1匹

2匹

3匹

4匹

5匹

6匹

8匹

10匹

　　通过以上叙述和所列三表中，就不难看到如下一点：在北周律与北齐律的赎金规定中，若以绢计的话，死刑的赎金都是一百匹(参看“表一”)；徒、流都是以年数计算的，而且都是每个年头收赎绢十二匹(参看“表二”)；鞭、杖也都是鞭杖每十，赎绢一匹(参看“表三”)。双方的赎金在单位和数量上的一致程度，无疑可以反映北周律与北齐律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那么这个相似之处，是来自它们的一个共同依本，还是它们彼此影响的结果呢？
　　《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刑法十七·收赎》条引《晋律》曰：“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疋，老小女人半之。又曰赎死金二斤也。”沈家本先生的相应解释是：“收赎专就年刑言，月入绢一匹，五岁刑得月六十，入绢六十匹；四岁刑……入绢四十八匹；……三岁刑……入绢三十六匹；二岁刑……入绢二十四匹。后来梁律实本于此。赎死罪金二斤，梁亦同也。”[10] 可见在《晋律》中的收赎就已经是每年12匹绢了，南北朝的死罪以及徒刑的赎金，都是以晋制为本的。至于赎金的金、绢比率，《梁律》中有“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的条文，那么梁代绢一匹相当于金二两。北魏情况不太清楚，程树德先生引孔颖达《尚书正义》，“汉及后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合金一两收绢十匹”[11] 。北周如果赎杖十之刑，则以金一两或中绢一匹，若死罪则以金二斤或绢一百匹，大体金一两相当于绢一到三匹。三者相差悬殊，可见北周的金绢折算是根据当时情况而定的。
　　至于赎鞭刑和杖刑，《隋书·刑法志》记：梁武帝“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但赎金的具体数目不知其详。北魏情况也不清楚，但宣武帝时元澄有这样一个奏请：“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以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12] 由此可知，北魏的鞭、杖之罪是可以收赎的，而且可能以“匹”为单位。如前所述北周、北齐赎鞭、杖，都是每十鞭杖赎绢一匹，北魏很可能已是如此了。
　　北周、北齐律的赎死罪和鞭杖时的赎绢数量相同，徒、流的赎绢都以年计，而且都以每年收绢十二匹为单位，这些规定都可以在前朝法律中找到渊源。可见，北周《大律》同样是南北朝法律进化的合理环节，与《北齐律》沿着相近的道路在向前发展。
　　其次，来看“十恶之条”上北周《大律》和《北齐律》的相似性。
　　隋朝的《开皇律》“又制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这“十恶之条”，北齐时叫“重罪十条”，“其犯此条者，不在八议之限”。至于《大律》，据《隋书·刑法志》：北周“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同时“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四月还有这样一份诏书：“见囚死罪竝降从流，流罪从徒，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恶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13] 由此可见，北周虽无“十恶”或“重罪十条”，但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常赦所不免”的罪名。下面将之与北齐“的“重罪十条”和隋代的“十恶”比较如下：

北周

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

恶逆

不道

大不敬

不孝

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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