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

北齐

反逆

大逆

叛

降

恶逆

不道

不敬

不孝

不义

内乱

隋开皇

谋反

谋大逆

谋叛

恶逆

不道

大不敬

不孝

不睦

不义

内乱

　　不难看出，北齐“重罪十条”中的罪名，在北周律中全都已经出现了。在这方面，东西双方的发展是在伯仲之间的。
　　从篇目到内容上的相似程度，都说明北周《大律》比之《北齐律》就好像同胞兄弟一样，模样多少有些不同，然而大体相去不远，把把其中一个视作“怪胎”，是不合适的。过去人们有过这种偏见，那是因为没看清楚。把北周《大律》也看成晋唐间法律发展、特别是北朝法律发展的一个合理的环节，我们认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三 

　　以上两节所论在于北周《大律》与《北齐律》的相似性，下面讨论《大律》与《隋律》的承继关系问题。
　　在这一点上，程树德论述说：“隋文帝代周有天下，其制定律令独采北齐而不袭周制。……隋氏代周，一扫宇文迂谬之迹”；“隋氏代周，其律独采齐制而不沿周制。”陈寅恪先生异口同声：“故隋受周禅，其刑律亦与礼仪、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历数十年而天然淘汰尽矣。”还有学者论述说，隋朝的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的蓝本，“形式上是来自西魏、北周，实质上则来自东魏、北齐”[14] 。大致说来，隋律“多采后齐之制”的主要论据有这麽两点：一是篇目上的继承，二是刑名内容的继承。[15]
　　然而对隋律“独采北齐而不袭周制”论断的质疑，也逐渐地出现了。仁井田陞指出，隋律中的流刑分等之制就是源于北周律的。刘俊文先生认为：《开皇律》“並非尽袭北齐之制，在兼采梁律的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参酌了北周律意”，“隋开皇律系以北齐律为底本，兼采梁律和北周律而成”。倪正茂先生也从篇名、刑名、十恶等几个方面上，看到了隋律也有承袭北周律的因素。[16]
　　首先来看篇数和篇名的问题。从《隋书·刑法志》可以知道，隋初的修律活动原有两次，分别在开皇元年(581年)和开皇三年，二者都被记作“更定新律”。不少学者在论及《隋律》篇目时不分元年、三年，而是漫称为“《隋律》十二篇”。石田勇作先生还是注意到了开皇律有元年和三年之分，他根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隋开皇律时均为“高熲等隋律十二卷”，而高颎只参加了开皇元年律的修纂，並未参加三年律的修纂，从而认为开皇元年律已经形成了十二篇的篇数与篇目。[17]
　　然而这个论证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旧、新《唐书》是较晚的资料，若从成书早得多的《隋书·刑法志》看，十二篇的那份开皇律，並没有被系于开皇元年修律的时候，而是被系于开皇三年苏威、牛弘更定刑律之时。《唐六典》、《通典》都和《隋志》的记录相同。[18]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记“隋律十二卷”， 並没有注明编纂者是谁。其次，从《隋书·刑法志》的叙述方法看，它在记叙梁、北齐、北周诸律时，都是先记篇目、再叙述刑名内容；唯独记叙开皇律时相反，主要的刑名内容系于对开皇元年定律的叙述之中，而篇目的叙述则记在开皇三年更定新律部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十二篇的篇目形成于开皇三年的认识。
　　开皇元年的定律工作，主要集中在五刑刑名、十恶和赎金制度的规划之上。《隋书·刑法志》说：开皇三年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馀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据此，倪正茂先生认为，既然开皇三年定律时删掉了1200多条，唯馀500条，那么开皇元年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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