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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邻里关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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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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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措，使邻里之间修孝行义。地节三年十一月，汉宣帝诏曰：“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2]（《汉书》卷八《宣帝纪》）让各郡国举荐“孝弟、有行义”者，是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行孝的典范，并进而影响到乡邻之间。
东汉帝王也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各级官员关注邻里关系。中元二年孝明帝即位不久，颁行诏书：“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3]（《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员。’事见《前书》。”可见东汉时期虽然谶纬学说盛行，但是儒家思想中的敬老、孝顺、重农等思想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汉明帝正是想通过乡间的“三老、孝悌、力田”等优秀人物在维护邻里关系中所起的表率和引导作用，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永初二年九月汉安帝“诏王囯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3]（《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在乡邻中间有“廉清孝顺之称”，且有治民才能的人能够得到相关的行政职务，反映了邻里的评价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条件。
汉代乡里的管理大多沿用先秦时期邻里关系的一些已有程式。《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云：“在壄曰庐，在邑曰里。”对于“庐”和“里”，颜师古注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关于邻里的划分：“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壄，冬则毕入于邑。”这些规定明显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但由之可知“邻”和“里”是最基层的民间组织，邻长是最基层的小官，在乡和里中建立“庠”和“序”之类的教化机构，对于乡邻之间民风、民俗的纯朴将起着积极的作用。里胥和邻长在春季对即将奔赴田间劳作的民众有“督促劝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颜师古语）的职责。邻里之间，在冬季妇女还要集合起来，“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西汉末年京兆下邽人王丹教育邻里的事迹。哀、平年间，王丹“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王丹“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墯孏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3]（《后汉书》卷二十七《王丹传》）王丹的举动与上述先秦时代延续下来的里胥、邻长的理想化的教育和督促乡邻的作用完全相似，有利于民间风俗的纯净。汉宣帝时，颍川郡因为“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赵广汉为太守时，“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到韩延寿为太守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2]（《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韩延寿通过民间的长老为乡邻所信任的作用，令他们发挥在民间的威信，建立起人人诚信的邻里关系。
关于汉代邻里关系中里长、邻长的作用，《后汉书志》卷二十八《百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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