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
 |
时间：2009-7-24 13:55:34 来源：不详
|
|
|
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有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83]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饱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84]
从表文可以看出，到十世纪末，唐朝和新罗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机要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绝和新罗的抵制。至此，唐朝与统一新罗的亲近密切关系可谓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终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关系恐怕并不影响统一新罗形成自己的“小中华”意识。我们从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国成立之初，曾经接受过新罗的册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纪初，日本的对唐外交实际上还是依附于新罗的；而据《新唐书·东夷儋罗传》记载，其国“初附百济，麟德（664-665）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此外还有与室韦、契丹[85]等中国东北部族的交往。有这些关系，足够新罗营造其“小中华”政治氛围了。这些关系，在我们研究唐罗关系时也应给与适当的考虑。
综观统一新罗时期的唐罗关系，可以清楚的看出，自八世纪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半岛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称之为“君子之国”。同时，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由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以及与唐朝亲密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主要是统一的韩民族从此开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鲜以及半岛三韩和以高句丽为代表的夫余 貊系诸族究其渊源分属两大族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存在檀君和东明两种始祖说。总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参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通史》（汉译本）上卷第三章第三节《朝鲜部族的形成》，三联书店，1962年，50-53页。
[2] 《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通鉴》及正史皆为此本），6181页。
[3] 同上6202页。
[4] 同上卷197，6198页。
[5] 《旧唐书·百济传》，5330页。
[6] 参《新唐书·东夷高丽传》，6188-9页。
[7] 同上，6189页。
[8] 《旧唐书·新罗传》，5335页。
[9]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七》，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1994年，77页。
[10] 《资治通鉴》卷199，6260页。
[11] 同上6287页。
[12] 《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259页。参申滢植《百济史》第三章第3节《百济的成长与发展》，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7年，144页以下。
[13] 参《三国史记》卷34《杂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条，352-4、356-8页；同书卷35《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条，359-63页；同书卷36《杂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条，369-73页。并参《大东舆地全图》，收在元庆烈《大东舆地图研究》，汉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图。
[14] 参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汉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47-49页。
[15] 主要是《昌宁碑》、《北汉山碑》、《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见《新罗：真兴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编《新订〈三国遗事〉附录》，9-15页，附于氏编《（增补）三国遗事》，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年。
[16]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页地图。
[17]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9页。其实百济圣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余）恐怕也和在陆地上受到强烈排挤有关，其意图不外是便于凭借海路联络盟友以抵抗进攻，如后来在“白江口之战”中然。只不过圣王当时百济所遭受的陆上进攻不光来自新罗，还有高句丽，见《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武宁、圣王》，264-5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