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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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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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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6]由于“新罗数请援”[7]，唐太宗才决定亲征高句丽。战争开始后，又“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8]直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还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9]。房玄龄临死前对唐太宗说的话更是唐朝统治阶级中官僚士大夫集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10]
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 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1]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事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性。如果说高句丽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的战斗。我做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高句丽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从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高句丽连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见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不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 兵侵其（指新罗。——引者）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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