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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时间:2009-7-24 13:55:34  来源:不详
试内容,依学生学业成绩上中下三等,录为各品官员,将以前由武功强弱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博通中国文化深浅来选拔官吏。[58]这自然大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进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也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以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封建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统一新罗开始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采用汉字。682年新罗设国学,788年又设以考试中国儒家五经三史为内容的读书出身科,使汉文书籍更为之流传,促使新罗人民积极学习汉文。但汉文毕竟不是新罗人自己的语言。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创造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族语的方法--吏读。吏读文字的创制,使新罗人民得以用本族语讲解大量汉文书籍,从而使新罗人学习汉文书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罗在实现统一前就对汉文学十分重视。统一以后,更增加了学习汉文学的热情。如上所述,新罗686年就向武后求文,还派人购买唐人诗文,如 “(张) 下笔辄成,……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59]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集大受新罗商人的欢迎,“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60]汉诗汉文的大量购入,众多入唐留学生的归国,读书出身科的创立,使得汉文文学在新罗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新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罗文学的主体也是散文与诗歌。散文成就最著者为强首与金大问。强首是新罗前期著名的汉文大家,“魁然为一时之杰”[61]。新罗统一前致唐之国书多出于强首之手,文武王曾称赞他说:“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62]金大问赴唐求学回国后,用汉文创有《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高僧传》等,是韩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汉文散文作品。
  唐代正是五七言诗的繁荣时期。灿烂的唐代诗歌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写汉文五七言诗也成了新罗知识阶层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因此,他们这些作品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本中的《月夜》:“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缄书参便去,风急不听回。我国天涯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谁为向北飞?”天涯孤旅的惆怅之情跃然纸上。地藏写于九华山的《送童子下山》也是一首技巧娴熟的七律:“空门寂寞思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屋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茶。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纪、金云卿等均有诗收于《全唐诗》中。当然,新罗最重要的诗人则是崔致远。崔致远,前文已述,他千年以来一直被韩国历代学者尊为韩国汉文文学的鼻祖。
  此外,统一新罗还广泛地吸收中国的天文、历法、阴阳术数之学,并在科技、乐舞、艺术、工艺、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同唐朝进行了广泛的交流。[63]如唐都长安的建设布局,就为新罗都城建设所吸收。
  其实,唐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有关地区流通体系。实际上,古代东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唐朝与新罗的交通也可以视为伟大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东向延伸,外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经由此路传进新罗,再由新罗传到日本。[64]当然,韩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经由此路传进亚洲内陆乃至更远的世界。这些还是较新的课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三)

  近年学界利用日本国史所记载的使节往来、国书、礼仪等内容,研究唐代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65]。尤其是东亚各国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的所谓“小中华”意识问题[66],值得进一步讨论。
  引起人们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条史料,《续日本纪》卷19《孝谦天皇纪》,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祢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癸卯朔[67],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在)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68]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69]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70]日本国史的这一记载并不见于中国史籍,其中不少疑点值得深究,[71]甚至其真实性也不无可疑之处。[72]然而这条史料在东邻却被一些学者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广泛引用,因而应当有所辨正:
  首先,据《通典》所载大唐开元礼,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时,“设诸方客位:三等以上东方南方于东方朝集使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国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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