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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时间:2009-7-24 13:55:34  来源:不详
重行,北面东上;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异位。”[73]尽管蕃客等位与蕃国君长的品阶有关,[74]日本未受册封,无等级以寄言,但在唐朝国史《四夷传》中,日本与新罗均被著录在《东夷传》中。[75]所以,元正朝贺时,日本不可能与新罗分别位于东、西两朝列。同样,吐蕃与大食也不可能各分东、西。《续日本纪》的上述记载肯定有误。
  其次,两《唐书·突厥传》记载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争长事件,开元“十八年(730),(突骑施)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76]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突厥使者的主张和上述日本使者的主张如出一辙,但唐朝却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旧一视同仁,东、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礼仪之争的解决须经“中书门下及百僚议”。像《续日本纪》所说由殿值将军察言观色随意调换班序,简直如同儿戏,在律令制国家礼仪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再次,所谓“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种美梦回味或由“小中华”意识导致的精神自慰。如果说《隋书·东夷倭国传》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反映了韩半岛三国分立时期的对倭关系,那么,降至唐代,由于新罗积极推行统一战略,这种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据《旧唐书·东夷倭国传》记载:“衣服之制,颇类新罗”,“至(贞观)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龙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国势受到重挫,而刚刚成立的统一新罗却蒸蒸日上,国势日隆。据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罗遣使的保护下从唐朝回国的,他们回国时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罗的送使船;日本派遣佛僧有时也用新罗的送使船到唐朝,当时新罗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罗遣使唐朝。[77]只是从大宝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才改变了原来的入唐航路,由新罗道改走南岛路。[78]据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转换航路,就是想改变旧有的依存新罗的传统体制,直接与唐朝交往,吸取先进文化。[79]据《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至肃宗上元(760-761)中,还因“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可见,上述《续日本纪》所载盛唐天宝年间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称“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总之,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统一新罗与唐朝之关系密切,统一新罗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
  另一方面,就与唐朝的关系而言,统一新罗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们注意到,《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纪》宝龟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条曾记载:“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刕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旨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80]研究者认为,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谢,新罗使臣马上答谢,渤海使臣下马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和地位。[81]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82]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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