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後，随着方镇对州郡统领的制度化、合法化，其权力的发挥有了制度的保证，似乎藩镇对地方的控制，就是因为拥有了採访权。然而，这种认识并不准确。

唐後期的藩镇都拥有採访权，但对中央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对拥兵甚少的观察使类方镇而言，他们拥有对州郡的採访权，充其量不过成为一级行政实体，不过是原来监督地方的採访使的地方政权化，并未因此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係的本质变化；拥重兵的节度使方镇却不然。[96] 就採访权而言，拥兵方镇对地方的控制是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人为的对制度的设定；相反，观察使类不拥兵的方镇，其具有採访权之制才是人为的设定。因此，藩镇是否拥有採访权，并不是其跋扈与否的关键。换言之，藩镇与中央的关係，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对州郡的行政控制权，而取决于是否拥兵。拥兵方镇即使没有採访权，他们也一样会恃武力而干涉乃至直接控制地方州郡，这种干涉乃至控制是超出了上述制度范围的武力行为。韦皋在西川任节帅长达二十一年，《通鑑》在记载其死讯时，对他在蜀二十一年作一总结道：“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97] 李錡在镇海节度使任上举兵反叛时，“室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谋，矫制传檄于苏杭湖睦等州，遂杀其镇将李深；湖州辛秘亦杀其镇将赵惟忠；而苏州刺史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繫，钉于船舷，生致于錡，未至而錡败，得免。”[98] 他们之所以能对州县进行控制，关键是他们拥有武力。李錡派镇将控制刺史之事，说明方镇所统军队驻扎于各州；这是他控制州郡的武力基础。[99]

与中央的对抗，当然要有武力为基础。从现象上看，拥兵，成为唐後期藩镇跋扈乃至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的惟一条件。但军队与中央的对抗并非普遍和必然的现象。仅以唐朝为例，唐前期的藩镇即未能控制地方，跋扈中央。唐後期出现这种拥兵即可对抗中央的局面，在于其所拥之兵性质的变化。军队的地方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地方军人集团，才是唐朝的藩镇问题最终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是军队地方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军队的地方化，军政合一的  地方体制就不太可能建立；即使建立了，也未必能导致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也未必能导致军人集团与地方军政长官的对抗。反过来说，即使可以实现军政分离，只要地方军人集团存在，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渗透、干预乃至对地方权力的攘夺就不可避免。

河北的割据，它所依靠的正是地方军人集团。可以说，河朔是军队地方化及地方军人集团在政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地区。河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成为完全的军人政府，军人政治使军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地方军人集团是这一局面的维持者。其它地区的地方军人集团在政治上的作用，虽逊于河北，但其本质则相同。因此，河北成为其它地方军人集团的效法对象，“河朔化”成为他们不甚明确的政治目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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