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通鑑》卷二二○，至德二载末，15册7051页。

[12] 《通鑑》卷二二○，15册7053页。《旧唐书·李嗣业传》，在至德二载九月官军反攻，收复长安时，“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後军”（10册3299页），三支军队皆称行营。但《通鑑》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15册7033页）、《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九月（1册247页）、《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51页）、《旧唐书·王思礼传》（10册3313页）等在记载此事时，均未言及“行营”。《旧唐书》较多地保存了史料原貌，所用词汇改动不多，而《新唐书》对史料原文多所改动，故此处只检核了《旧唐书》的记载而未考虑《新唐书》的相关记载。命广平王率军收复两京的诏敕原文尚未找到，目前《旧唐书·李嗣业传》关於各军称行营事尚属孤证，故此处採用《通鑑》及胡注的记载。

[13] 《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载景龙三年八月九日敕：“应酬功赏赐，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後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已後及永为常式者，不得攀引为例。”（中册927页）可知事例分作偶然之举与制度化事例（可攀引为例）两种。

[14] 《通鑑》卷二二○，15册7060页。

[15] 《旧唐书·鲁炅传》，10册3363页。

[16] 参加相州之战的还有回纥，战败後“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还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赏赐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通鑑》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甲申，15册7072页）。此处所谓“行营”即指他们所统领的部落兵，而不是相对其回纥本部而言，即仍是一种泛称。这是当时“行营”尚未成为相对於本军而言的专称的旁证。

[17] 《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53页；《通鑑》作“诸节度各溃归本镇”，15册7069页。

[18] 《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53页。《唐大诏令集》卷五九收有任命制文《郭子仪东京畿山东河南诸道元帅制》，其职衔是“东京畿及山南东道并河南诸道元帅，仍权知东京留守”（第316页。按，所标时间作乾元元年三月三日，误。此事发生於相州之败後，《通鑑》所繫年月是）。制文中的职衔中无“行营”二字。《全唐文》卷四二“命郭子仪充东京畿等道元帅诏”（1册46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版，1987年2月印刷）、《册府元龟》卷二二九（2册1430页，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版，1988年3月印刷）、《通鑑》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丙申条（15册7073页）同；《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元帅”条作“东畿山东河南诸道节度防禦兵马元帅”（下册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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