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对这期间的追述和概括不会因不谙情由而姑妄言之。其次，从赋税改革所实施的具体措施来看，它所确立的赋税三分的征收程序和分配原则，针对的正是“四方大镇，又自给於节度、团练使”，“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的情况。当然，杨炎为了强调他所主张的赋税改革的必要性，也可能故意夸大了当时财政混乱和困难程度，如“正赋所入无几”的概括，但他对军需由军队自供的概括，却无夸大或不实。
[30] 《新唐书·食货志二》明确提出“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但将时间繫於宪宗时（5册1359页）。实则在实施两税法时即已三分，见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第1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31] 参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八章、第九章；张国刚《唐代藩镇财政收入与分配》，见其《唐代藩镇研究》第11篇，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32] 《新唐书·食货志二》，5册1353页。
[33] “食货志”记载的是有关经济的典章制度或具有制度意义的事例。显然，《新唐书》的编纂者是将“食出界粮”当作一项制度来看待的。其它文献对此事的记载更为明确，见前谭英华书所引。《通鑑》所谓“仰给度支”（16册7346页），就是指经费由中央财政拔付；《册府元龟》所谓“以台省官一人司其供亿”（6册5786页），说明具体的支出，也是由中央政府负责，诸道节度使并不插手。
[34] 《通鑑》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六月庚戌，16册7346页。
[35] 对两税法，人们重视的是赋税征收标准和内容的变化，即由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变成了以资产为准的以地户税为主要内容的两税；重视的是三分定额的确定，却没有注意到在确定“送使”的定额时，所附加的关於“出界粮”的规定。因此，在有关两税法的记载中，缺少了这项附加内容，因此也就都不再能言及其渊源。
[36]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条，《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王树民校证，上册429页，中华书局，1984。
[37] 《大唐六典》卷五，第121页。
[38] 《通鑑》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壬子条，15册6847—6851页。其它节度使的表述均如此。
[39] 《通鑑》卷二一○，景云元年，14册6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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