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南先生以中央与藩镇关係为线索，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指出并非所有藩镇、在任何时间都对中央进行跋扈，即藩镇之跋扈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这就打破了“藩镇割据”的笼统概括。[87] 张国刚先生将藩镇分作河朔、中原、边地、东南等四种类型，实际上是对王氏藩镇跋扈地域性的坐实和深化，使我们对藩镇的认识更为具体而深入。[88] 因此，我们不再用“藩镇割据”来概括，而直接称之为“藩镇问题”。此处所谓“藩镇问题”，其内涵有三点，一是藩镇与中央的对抗（藩镇与中央的关係），二是藩镇内部的兵变（军人与节度使的关係），三是藩镇林立的格局（欲“销兵”而不得）。
上述对方镇的认识，是以其与中央的关係为主线来展开的，而这种关係又是以是否拥兵、是否拥重兵为基础。这的确是我们认识唐代藩镇问题最为重要的角度。但是，中央与藩镇的关係，或藩镇对中央的态度，不过是中央能否控制藩镇的表现。但为何拥兵即不易控制呢？唐前期的藩镇亦拥重兵，即未出现控制问题。可见，其中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是否拥有军队，而且还在于其所拥有的是怎样的军队。仍旧从军队作用的角度来讨论，不足以解决问题；军队作用的发挥，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军队性质的变化——军队地方化——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
军队的地方化，使军队成为地方军队，形成了地方军人集团；他们成为地方政治的控制者。最负盛名的魏博牙兵的组成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便反映了军队性质变化後的情况：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比丰给厚赐，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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