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三月，官军与安庆绪、史思明等叛军决战于相州，因参战的回纥兵失利奔散而导致官军失控，全线溃散。段秀实得知後，“帅将士妻子及辎重渡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75] 此後，该军先後屯驻过陕州、翼城、邠宁等地。其间，白孝德、马璘先後继任行营节度使。在吐蕃对长安威胁日甚之时，宰相元载于大曆三年十一月提出对军队驻防之地进行调整。《通鑑》载此事云：

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76]

两年以後的大曆五年四月，“泾原节度使马璘屡诉本镇荒残，无以赡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颍二州让之，乙巳，以璘兼郑颍节度使”[77]。其时李抱玉以陈郑颍亳节帅，驻屯于凤翔，以备吐蕃入寇。马璘屡诉本镇荒残在意料之中，因移镇之初朝廷已有承诺。抱玉将其所统领的郑颍二州让给马璘，则此二州之赋税即归泾原马璘所有。他调任行营都虞侯、泾州刺史段秀实为此二州留後，负责管理此二州。[78] 朝廷承诺“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金帛固然需“运”，但内地租税也需“运”，何以只强调“运”金帛？——“内地租税”指将内地州郡划归其所属，租税收入归其使用，不必由中央负责“运”；“金帛”才是由中央来负责支出并运送的。此处只强调金帛之运送，并非表述不当，而是说明了这一承诺所具有的两种含义。

宝应元年（762）十月，中央在准备调集军队对史朝义部进行全面反攻时，仆固怀恩率朔方军驻屯于绛州，《通鑑》载：“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胡注：“时朔方军屯绛州，故以怀恩领刺史”[79]。其目的正与上举李嗣业事相同，可见此制并非个案，在当时军费自供的情形下，是具有制度意义的举措。

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情况也是如此。所谓河阳三城，是指连接横跨黄河浮桥的三座城[80]；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治所在怀州，所统之地主要是此三城，但三城是军事驻守之地，没有赋税收入；要实现自供，就必须有可出赋税之地。于是，中央将属河南道的五县所出赋税归河阳三城节度使，作为其军需供给的来源；而这五县的行政隶属关係，仍归河南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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