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对于胡人将领的猜忌心理造成的。
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给，并暴践庄稼。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观。董突为回纥新可汗的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张光晟在动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显然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恶，特别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种的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这种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恶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12]这段话应当也是来自唐人的说法，这里已经把胡曲、胡食、胡服都当作安史之乱的远兆。
这种胡化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由于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赋之于诗，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白居易《胡旋女》相关诗句云：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13]。
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安禄山事迹》及两唐书《安禄山传》也都特别描述安禄山跳胡旋舞“其疾如风”[14]。元稹《胡旋女》也云：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15]
也是把胡人所献胡女所舞的胡旋，和妖胡安禄山的叛乱联系起来。元稹《立部伎》诗夹注也云：“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754），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16]更是把胡曲和安禄山之反叛直接说成是因果关系。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时说：“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17]可谓至确之论。
然而，中唐文人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唐朝前期长安流行的胡服，固然可能与大量粟特胡人的涌入有关[18]。但是，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胡化与河北安禄山控制区域的胡化并非一回事，后者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有一些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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