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缺乏深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立场必定是倾向于辽金元这些北族王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金毓黻先生谓《四库全书》将《宋史质》和《宋史新编》列入存目，乃是因为这两部书“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95]这个断语就似是而非。因为清高宗同样也是“尊宋统、抑辽金”的，他不喜欢的只是明人那种狭隘的华夷观念罢了。
自晚清至民国，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传统的华夷观念又开始抬头，于是明人的宋辽金史观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金毓黻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宋辽金史》一书，开篇《总论》首先讨论正统问题，并全盘接受了明朝史家的观点，主张当“以宋史为正史，即用元人杨维桢之议，‘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如明人改修之例是也”。又谓“明人改修《宋史》，取材未备，而体例极善。将来重修之新《宋史》，取材或胜于旧作，而体例终无以易之”云云。[96]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史学史》中，竟对柯维骐《宋史新编》有如此的期许：“可取柯书列于正史，而称为《新宋史》。柯劭忞之《新元史》，藉政府之力得入正史，则维骐之作，何为而不得列入正史？前后二柯，互相辉映，吾知终必有实现之一日也。”[97]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两部书都写成于抗战时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历史学家惯于以他们所擅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而宋辽金正统之辨不过是充当了一个载体而已。
[1]《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1640页。
[2]关于辽朝华、夷观念的演变过程，请参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
[4]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250页。又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也称宋、辽为南、北朝，即实先生认为在契丹语中“南”亦有“下”之意，见氏著《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233页。
[5]重熙四年《张哥墓志》、重熙十三年《沈州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200、237、239页。
[6]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乾统七年《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416、580页。
[7]《通志》卷三八《天文略》一。
[8]《辽史》卷二一《道宗纪》，清宁三年。又见王鼎《焚椒录》。
[9]见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蜀汉正名论》，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此语本出韩愈《原道》。
[10]《辽史》卷六三《世表序》。
[11]《辽代石刻文编》，319页。
[12]（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25页。
[14]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五运”，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
[15]郝经：《传国玺论》，《陵川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这个故事又见于南宋陈槱《负暄野录》卷上“秦玺文玉刻”条。按宋辽两国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已互通聘使，故此事应该是可信的。
[17]《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印”。
[18]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此诗究竟出自哪位辽朝皇帝之手，并无明确记载，清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上、近人陈衍《辽诗纪事》卷一及陈述《全辽文》卷一均将此诗列在圣宗名下，《全辽文》有按语云：“宋仁宗当朝亘四十余年，历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辽主者，不得他证，未可必谓为圣宗也。谨附于后，用示存疑。”
[19]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三“符宝郎”、郑文宝《传国玺谱》（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九七）及《玉海》卷八四引郑文宝《至道玉玺记》。另据宋人考证，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自魏晋以下历代所称秦玺其实也都是伪玺，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五、曹彦约《昌谷集》卷二二《玉玺本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制作·宝玺”。
[20]《册府元龟》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门。
[21]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四五。
[22]参见《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册府元龟》卷四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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