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57]不管是继黄帝之后还是承曹魏之统，尚土德在五运说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这说明当时鲜卑人对五德转移的政治理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至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已经全盘汉化的北魏王朝为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真正接轨，重新讨论德运问题。当时一派主张曹魏土德—西晋金德—石赵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则主张曹魏土德—西晋金德—拓跋魏水德。孝文帝最终接受了后一种意见，遂改土德为水德。这场德运之争的结果，意味着鲜卑王朝已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帝制王朝的立场。否定前一种意见，等于将十六国排除在正统之外；承西晋之统，才真正找到了北魏正统的理据，也比较容易为广大汉人所接受，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南朝争华夏之正统。七百年后金朝的德运之争，几乎可以说是北魏历史的翻版。
既然章宗泰和二年已更定金德为土德，并郑重其事地诏谕天下、告于宗庙，为何仅仅相隔十余年，宣宗又要重议德运？冯家昇先生认为，章宗虽改定土德，但当时士大夫多以有违祖训，“故宣宗即位，复怂恿重议”。[58]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在泰和二年改定德运后，主金德者不肯善罢甘休，力图为金德说寻找新的理据，当时朝廷士大夫间有一种说法，“以谓汴宋既亡，刘豫嗣掌齐国，本朝灭齐，然后混壹中原”，故齐国当承宋之火德，金朝当承齐之土德，是以“本朝合为金德”。[59]贞祐二年（1214年）春的德运议，纯粹是金德、土德之争，主金德者除了继续坚持遵循祖训或径承唐统的旧说，又有抹撚兀典等六位女真臣僚联名提出一个新的折衷方案，认为后唐非李唐之苗裔，不当强附于土德，故“后唐当为金，石晋为水，刘汉为木，后周为火，亡宋为土，……则本朝取宋，自为金德”。[60]这一主张既符合金承宋统的既定方针，又不违背祖训，不失为折衷金德、土德之争的一种较好选择。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变化，宣宗被迫于是年五月迁都开封，此次德运之争大概也就不了了之了。[61]《金史·宣宗纪》兴定四年（1220年）十二月庚辰有“腊，享于太庙”的记载，可见金朝后期仍继续奉行章宗确定的土德，以辰为腊。总而言之，贞祐二年的德运论辩只不过是章宗朝金德、土德之争的一个余波而已。
三 由元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
虽然辽、金两国对本朝的正统地位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但就在金朝亡国的当年，有关宋辽金对峙时代正统归属的争议就开始了。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九月十五日，在东平府几位金朝遗民的一次聚会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金有中原百余年，将来国史何如？”或曰：“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尔。”在座的燕山人修端对此颇不以为然，遂针对这种观点阐明了他的三史正统论：
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62]
这场争论预示着，宋辽金正统问题将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道相当棘手的难题。
众所周知，自世祖时期起，元廷屡次议修宋辽金三史，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63]其间的主要分歧仍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64]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65]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66]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可见三史各自成书的办法，当时史馆中酝酿已久，并非脱脱的发明。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然而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之争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脱脱的这一决定遭到了朝野人士的激烈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反对派当属杨维桢。当三史刚刚问世之时，杨维桢就写成《正统辨》一文，直言不讳地予以抨击。他认为，“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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