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幹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13]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五三《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辽史》卷五一《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14]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通检《辽史》，可以发现《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礼志》则谓自穆宗应历元年（951年）以后，以腊仪为常仪。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15]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16]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17]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18]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
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19]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交待：
晋主奉表归命于虏王，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王，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王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20]
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21]又《辍耕录》卷三引杨维祯《正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22]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
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23]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澶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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